关于中日历史认知错位的一点思考：该怎样面对你，东瀛的友人？

森的样子只是千千万“热爱和平的日本民众”的一个缩影，但我依然怀揣着那微乎其微的希望。

先睹为快

大家好，我是本文的作者，这篇文章源于一次深夜的思考，也是与东瀛朋友的数次对话后的小结。作为一个关注历史和国际关系的普通人，我尝试从文化心理、地缘政治到社会教育的多角度，分析中日两国在历史认知上的错位现象。

文章并不打算“输出结论”，而是希望以一个诚恳的视角提出问题：面对历史的鸿沟，我们该如何理解彼此、搭建对话的桥梁？无论你是喜欢追根溯源的历史爱好者，还是对国际关系充满兴趣的观察者，我相信这篇文章能为你带来一些思考的火花。欢迎你一起来探讨！

希望我的小小努力，能在认知的迷雾中为你点燃一盏灯。

导入

上个月大概月底的时候，我在日本X平台上跟日本网友“マネージャー森（以下简称为“森”）”关于日本作为二战加害者的责任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最后虽握手言和，实际道别之际言语中仍然是暗中较劲的。详细的可以看下面这篇前情提要。

从SNS讨论中一瞥中日历史认识的认知错位和心理原因，以及可能的发展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05051982234208

我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未曾想，我淡出后辩论仍在持续发酵。且因森这个人自身的言论承袭了典型的网络右翼的一系列话术，导致辩论升级，一度有失控的风险，我于是介入辩论试图把辩论往更建设性的方向引导。以下是事情的经过时间轴。

2024年11月26日早晨：森提到日本一般市民对加害事实并不了解，并建议不要以此作为日中友好合作的前提条件。以下是他的原话，同时也是这场辩论的万恶之源：

加害の事実すら知らない日本の一般市民に「加害の事実から目を逸らすな」と言っても反感を買うだけです。日中友好を第一に考えるのなら、中国の中日友好関係者に「日本の一般市民は加害の事実を知らない」という現実を知ってもらう必要があります。加害の事実を知ることを、参加条件にしてはいけません

（“即使对连加害事实都不了解的普通日本市民说‘不要回避加害事实’，也只会引起反感。如果把中日友好放在首位，那么就有必要让中国的中日友好相关人士了解‘日本普通市民对加害事实一无所知’这一现实。不能将了解加害事实作为参与友好的前提条件。”）

同日夜晚：其他参与者（如とよ）指出战后生人并非直接责任人，但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行为是问题核心。

11月27日：团子表示所有日本人都有“无意识的加害者”身份，因为战后日本并未彻底反省战争责任，这成为对话的主要分歧点。森反复询问“如何让日本人了解真相”，并认为此议题无实质性推动力。

11月28日：我试图引导讨论，提出通过教育等措施普及历史，但森质疑其具体可行性，并将历史问题归因于冷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干预。

11月29日：讨论围绕“道义责任”展开。森认为道义责任已经通过国际协议解决，但我强调历史教育和道义反思的重要性，指出单凭东京审判等无法完全涵盖战争责任。

11月30日：争论进入更个人化阶段，森和其他参与者围绕“个人与集体责任”的定义以及各自立场展开辩论。

2024年12月1日及以后：对话似乎因矛盾升级而趋于分裂，部分参与者对对方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甚至出现相互封锁行为。

一， 日本网友在讨论历史认知时常用的话术以及蕴藏的谬误

交锋的节选

首先来看团子跟森的交锋：

2024年11月26日 下午10:13 | 团子

不知道，就是在回避。这是日本的国家、政权、社会、国民整体在回避，是全体日本人逃避那场战争责任的结果，也是作为国家和国民整体的全体日本人的责任。‘受害者应当体谅加害者’的逻辑，这个世上有这种道理吗？

2024年11月27日 上午4:27 | 森

我想问一下，战后出生的日本普通市民也算是加害者吗？

我从未杀过中国人，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也没有。即便没有杀过人，是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算是加害者？

**笔者注：森这里试图混淆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

2024年11月27日 上午11:53 | 团子

是的。

即便没有杀过中国人或其他亚洲人，但现代化的日本是依靠侵略亚洲获得的资源发展起来的，民主体制下又选出了战犯岸信介领导的内阁，没有彻底反思历史，也没有完全清算战争。日本的全体国民既是军国主义及其后续政权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无意识的加害者’。

**笔者注：团子说得好！**

在德国，赞美纳粹是违法行为；在美国，官方承认并为奴隶制和迫害原住民道歉。这些国家通过体制上的行为，承认了过去的加害行为，将其视为一种负面遗产，并通过这种方式免除了现今国民的责任。而日本没有采取类似的行动，因此日本国民既不了解这份负面遗产，也因此注定要永远背负它。

千言万语都无法改变，民主体制下的日本国通过了‘关于释放战争犯罪受刑者的决议’，并将极东军事法庭处决的战犯认定为‘公务死亡’。这表明，日本政府并未承认加害责任，而这种政府及其决议正是在西方式民主体制下由全体日本国民选举和支持的，因此这也是全日本国民的责任。

2024年11月27日 下午12:11 | 森

这是你个人的观点吗？还是现今的中国政府也持有相同的看法？

**笔者注：森这里的潜台词是“如果这是你个人的看法恕我无法服从”，因为他在之后的辩论中使用了同样的话术**

2024年11月27日 下午12:19 | 团子

我没那么了不起，能代替政府发言，而我们的政府可比我大度多了。

不过，我可以说这代表了不一味憎恨日本、仍然对中日关系抱有希望的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

别忘了，在中国，持这种想法的人也可以被称作‘亲日派’。

2024年11月27日 下午1:58 | 森

我明白了。不过，大多数日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加害者。

要让这些不认为自己是加害者的日本人明白这一点，该怎么做呢？

**笔者注：这里是森记不得第几次假意询问“如何让日本人了解自己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却对具体的回答不予回应的其中一幕**

2024年11月27日 下午2:07 | 团子

首先应该将近代史纳入义务教育。不过我对此感到悲观。

2024年11月27日 下午2:06 | 森

我的祖父母在战时并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杀过中国人。所以我并不是杀人者的子孙。

另外，日本军中，司令官和仅仅服从命令的士兵，责任也不同吧。

按照你的逻辑，我并不是杀人者的子孙，对吧？

2024年11月27日 下午2:15 | 团子

这里‘国民主权’的意义非常重要。

旧日本帝国并非基于国民主权的体制，因此像您祖先那样的普通人理论上不应该承担战争责任。

然而，在转型为国民主权体制的日本国后，1952年和1953年的决议通过了支持战争的政策，并庇护战犯。这些决议使得全体日本国民背负了战争的肯定与战犯支持的责任。

**笔者注：团子补充的这段历史事实非常重要。**

2024年11月27日 下午3:23 | 森

所以连我也要为日本军杀害中国人承担责任吗？

那么假如我真的有责任，我具体应该做什么？难道我要对身边的中国人说‘日本军杀害中国人很抱歉’吗？

按照你的逻辑，1亿2千万全体日本人都需要承担同样的责任，对吗？

2024年11月27日 下午4:22 | 团子

是的。但是这并不是在责备您。

我认为所有日本人都有责任‘将这段真相传递给后世，与试图掩盖真相的势力斗争，利用国民主权与民主体制，阻止军国主义体制的复辟’。

全民责任才是国民主权的真正含义。

**笔者注：团子已经很克制了**

2024年11月27日 下午5:10 | 森

但许多日本人连‘真相’都不知道，又该如何传递给后世呢？

我已经多次问过您了，您一直没有回答。我再问一次：如何让那些不知道真相的日本人了解真相？

**笔者注：（划线部分）您也好意思提啊，我们反复回答你多次了，您理过咱吗？**

2024年11月27日 下午7:12 | 团子

我的回答是将历史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我认为，这应该由作为民主体制下一员的日本国民去努力推动。不过我也承认自己对前景并不乐观。

2024年11月27日 下午7:17 | 森

那么，怎样才能将历史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您觉得现在的日本政治家中会有人积极推动这件事吗？

我并不想听理想论，我要的是具体的方法。

**笔者注：你要的是具体的方法是吧？等着啊**

2024年11月27日 下午7:22 | 信雅

**笔者注：截止到本稿截稿为止，森自己伸手要的具体的方法依然被森装作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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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以为这就完啦？要是以为这就完了的话那咱们未免太小瞧历史修正主义者们的厚颜无耻程度了。我们下面来掰扯一下，这位森先生在这场辩论中犯的错误。

森在辩论中的错误

处刑Time来了！我可太爱这个环节了。兄弟们，记笔记了，以后对线遇到了能招呼的家伙什一个都别漏啊。

1. 模糊焦点与转移论题

对应逻辑问题：

• 转移话题（Red Herring Fallacy）：通过引入无关或次要的论点，将讨论的焦点从核心问题上转移开。
• 伪类比（False Equivalence）：将不相关或性质不同的问题强行类比，以削弱对方观点。

辩论术语：

• 节外生枝：在讨论中故意扩大议题范围，以混淆听众或让对手难以应对。

其他领域专业术语：

• 偏离点（Deviation Point）：在冲突管理或谈判中，偏离主要议题的一种策略，常被认为不利于达成共识。

2024年11月27日 下午6:50 | 森

如果要谈过去的错误，中国为何不追究欧美列强对中国的殖民统治之罪呢？

确实，日本军队对中国人的伤亡数字与欧美列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我很疑惑为什么中国人不追究欧美列强的责任。

**笔者注：森通过引入无关的欧美列强的罪责，试图模糊历史责任的讨论焦点。**

2024年11月27日 下午6:52 | 信雅

森先生，这次讨论的重点是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中的加害责任。

其他国家或列强在过去的行为当然也是重要的议题，但用这个理由来模糊当今日本应承担的责任，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笔者注：以直接回归主题的方式，将讨论拉回了核心议题。**

2. 滑坡谬误与夸大假设

对应逻辑问题：

• 滑坡谬误（Slippery Slope Fallacy）：假设某一行为会引发一系列极端后果，而没有提供充分的因果关系论证。
• 灾难化思维（Catastrophizing）：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将问题的结果夸大为灾难性后果。

辩论术语：

• 恐吓策略（Appeal to Fear）：通过制造恐惧或夸大后果来试图让对方放弃立场。

其他领域专业术语：

• 危机放大效应（Amplification of Crisis）：在公共关系或心理学中，用于描述对潜在问题的过度反应。

2024年11月29日 下午3:09 | 森

你所做的并不是建设性的对话，而是中日之间挑拨离间。

对于不是日本政府方针、也不是学校教育中教授的内容，却说‘需要永无止境地道歉和反思’，会让许多日本人觉得‘那我们干脆不要和中国来往好了’。

这正是保守派政治家的目的。你应该更现实一些。

2024年11月29日 下午12:23 | 森

因为你说过‘如果不杀人的话，日本军队驻扎北京没有问题’，所以我才问‘如果自卫队不杀人的话，驻扎中国也没有问题，对吧？’

难道你不明白这是一个比喻吗？

2024年11月29日 下午12:58 | 信雅

森先生，针对您刚才的发言，我认为有必要在几个重要点上进行纠正。同时，我对于您对我的不准确言及深表遗憾。

首先，关于您引用的我曾发言‘如果不杀人的话，日本军驻扎北京没有问题’，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在本次讨论以及此前的任何讨论中，我从未发表过这样的言论。

如果您是如此理解我的发言，那是一个严重的误解。而将此言论归咎于我，是不适当的行为。

将这样的话语作为事实进行陈述，不仅会导致讨论的混乱，也构成了对我的言辞和立场的歪曲。为了使讨论更加建设性，我希望您能避免类似的不实指控。

其次，关于您提到的‘自卫队可以驻扎中国’的比喻，这完全忽视了历史背景，并且暗示了一种模糊化日中历史加害责任的意图。

卢沟桥事变时期，日本军队驻扎北京显然是侵略行为的一部分，将这一行为与现代自卫队类比，实际上可能导致历史的扭曲与责任的回避。我认为，这样的比喻无法推动讨论的进展。

此外，‘如果不杀人就可以驻扎’的论点也是极为不恰当的。关于加害责任的讨论，绝不仅限于‘杀人’这一行为，而是应当关注侵略行为本身的意图与结构，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果。如何正视这些后果，并承担应有的责任，才是重点。

最后，本次讨论的核心是基于历史事实，探讨我们如何从过去的加害行为中汲取教训，并将这些教训应用于未来。

我希望森先生能避免使用感情化的语言，而是通过理性讨论加深我们的共同理解。

森先生，我期望我们能够通过对话，在事实的基础上展开深入的讨论。同时，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尊重彼此意见的前提下，继续推进以未来为导向的建设性讨论。

**笔者注：明确澄清事实并针对森的言论进行逐条反驳，同时重申讨论的重点和方向。**

3. 否认或歪曲过去言论

对应逻辑问题：

• 否认谬误（Denial Fallacy）：通过否认之前的发言来避免承担责任。
• 语境剥离（Contextomy）：断章取义或在讨论中故意忽略前后文语境。

辩论术语：

• 立场漂移（Shifting Standpoint）：在被指出错误时，通过改变或否认原立场以规避质疑。

其他领域专业术语：

• 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心理学术语，指个体在面对自相矛盾的行为或言论时，通过否认或扭曲事实来减少内心的不适。

2024年11月29日 上午9:41 | 信雅

森先生，在您提到‘卢沟桥事件’的讨论中，提出‘自卫队驻扎中国’这样的比喻，我认为这只会混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历史责任问题。

在卢沟桥事件时期，日本军队违反国际法驻扎在中国，并由此引发了全面侵略战争。

‘驻扎不是问题’这样的主张，是一种忽视历史背景的极端解读。

我们的讨论重点在于：从这样的加害行为背景中汲取哪些教训，以及如何在未来履行责任。让我们回归这一议题，并推动具体对话的进展。

2024年11月29日 下午12:21 | 森

我什么时候说过‘驻扎不是问题’？

2024年11月29日 下午1:03 | 信雅

森先生，关于您刚才的‘我什么时候说过“驻扎不是问题”’这一发言，我想进行一下确认。

在您上午8:46的发言中提到‘日本军队即使在北京有几万人，如果不杀人就没有问题’，这句话显然只能被理解为‘驻扎没有问题’。

这与您现在的否定态度是矛盾的。

此外，讨论的核心是‘如何承担历史责任’，但森先生您通过否认自己过去的发言，或故意让讨论方向混乱，只会导致感情化和幼稚的对立，而非建设性讨论的展开。

我们应通过理性和建设性的讨论，加深相互理解，寻找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然而，反复的翻供或模糊发言不仅会削弱讨论的可信度，还会忽视所有参与者的真诚努力。

我希望森先生能够冷静审视自己的立场和发言，以负责任的态度推进讨论。

这场讨论不应是煽动情绪或制造对立的场合，而是为了共享问题、寻求积极结论的场所。

请继续以诚实和理性的态度参与。

**笔者注：我本来不想说重话的，奈何这孙子三番五次翻供，那就怪不得我了。**

4. 诉诸个人无辜性

对应逻辑问题：

• 个例推论（Anecdotal Fallacy）：通过强调个人经历或个别案例，否认整体规律或集体责任。
• 不相关无辜性（Irrelevant Innocence）：将个人或家庭的清白与更广泛的集体责任混为一谈。

辩论术语：

• 自我保护辩护（Personal Defense Argument）：通过突出自我无辜性以回避对系统性问题的探讨。

其他领域专业术语：

• 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 Bias）：心理学术语，指个体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自己，将失败归因于外部。

2024年11月27日 上午4:27 | 森

我想问一下，战后出生的日本普通市民也算是加害者吗？

我从未杀过中国人，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也没有。即便没有杀过人，是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算是加害者？

**笔者注：森这里试图混淆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

2024年11月27日 上午11:53 | 团子

是的。

即便没有杀过中国人或其他亚洲人，但现代化的日本是依靠侵略亚洲获得的资源发展起来的，民主体制下又选出了战犯岸信介领导的内阁，没有彻底反思历史，也没有完全清算战争。日本的全体国民既是军国主义及其后续政权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无意识的加害者’。

(**笔者注：下文省略**)

5. 否定普遍性道德责任

对应逻辑问题：

• 诉诸既成事实（Appeal to Accomplished Fact）：以“已经解决”为理由，否认进一步反思的必要性。
• 道德分离（Moral Disengagement）：通过削弱责任感来逃避道德反思。

辩论术语：

• 终结论点（End-of-Discussion Argument）：通过主张问题已解决或无法解决，试图结束讨论。

其他领域专业术语：

• 伦理淡化（Ethical Fading）：管理学术语，指个体或组织在决策中淡化伦理和责任的考量。

2024年11月29日 下午12:12 | 森

‘如何承担加害行为的责任’是这次讨论的核心吗？

加害行为的责任已经通过东京审判等各地的审判作出了判决，对吧？

此外，在1972年的日中首脑会谈中，田中角荣前首相已经为加害行为道歉，中国也通过放弃战争赔偿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

2024年11月29日 下午1:11 | 信雅

森先生，关于‘加害行为的责任是否是讨论核心’的问题，我想明确一点：我们的讨论焦点不仅包括战后国际秩序和法律协议，还包括道德责任以及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

1. 日中间历史事实的整理

您提到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我想强调，这是一份冷战时期日中两国基于国家利益调整的产物。当时中国政府放弃赔偿请求，是出于利用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并期待其在对抗苏联中发挥作用。

**笔者注：关于政府层面放弃赔偿请求的良苦用心其实不止这一层。比如一战德国的案例，以及拿了钱就等于这事完了。不对，这事不能完。**

然而，放弃赔偿并不等同于放弃历史认识，也不意味着道德责任的免除。例如，德国在战后虽然有许多赔偿请求被撤回，但国内外的历史教育和道德责任讨论一直持续至今。

2. 东京审判的局限性

东京审判的判决仅针对部分战争责任人，并未涵盖所有战争罪行。此外，由于当时国际政治的背景以及美国的政策，许多责任人逃脱了惩罚。

例如，昭和天皇以及关东军部分领导人的责任问题，因为冷战结构的影响，被联合国盟军（尤其是美国）刻意回避。因此，用‘审判已结束’作为理由在现代视角下显然是不充分的。

3. 地缘政治背景的考量

理解当前的日中关系，必须考虑当时的地缘政治背景。20世纪70年代初的冷战时期，中国在与苏联对抗的背景下，希望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同时，美国也支持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将中国从苏联势力范围中分离出来。

因此，虽然《日中联合声明》具有重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问题的彻底解决或责任的放弃。

4. 国际社会中的道德责任

森先生提出‘问题已经解决’的看法，与许多国际案例存在矛盾。例如，德国在大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加害责任上，通过国内外的教育和道歉，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

这些努力表明，道德责任并非一时性的，而是面向未来的持续性行动。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日本也需要从过去中学习，为未来承担责任并采取相应行动。

5. 未来导向的讨论重要性

我们的讨论不仅仅是重申过去的责任，而是探索如何将历史教训应用于未来。例如，通过强化日本国内的历史教育，推动日中两国间草根层面的交流，以深化相互理解。

森先生提出的问题是许多市民应该思考的议题，但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情绪化的对立，而是基于事实的冷静讨论。

6. 补充背景知识

《日中联合声明》

1972年9月29日签署，明确放弃赔偿请求。但需要考虑到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国力与外交选择受限的背景下作出的决定。

德国的案例

1985年，时任总统魏茨泽克发表演讲：“回避过去的人将对现在也视而不见。”如今，德国通过教育和道歉持续展现负责任的姿态。

日本国内的历史教育现状

日本文部科学省课程中，近现代史教育时间有限，尤其是关于战争责任的深度学习机会较少。

森先生的发言中有缩小讨论范围、依赖于过去法律协议和政治背景的倾向。

我们希望通过面向未来的建设性对话，探索如何相互学习，共建和平关系。

我们期待包括森先生在内的更多人加入这场对话，共享新的视角。

6. 强化防御性心理

对应逻辑问题：

• 敌我对立谬误（False Dichotomy of Us vs. Them）：将问题简化为敌我对立，忽视复杂性。
• 诉诸阴谋（Appeal to Conspiracy）：通过暗示外部敌对势力的干预，否认问题的内在原因。

辩论术语：

• 防御性立场（Defensive Stance）：通过强调外部威胁，以弱化对自身责任的讨论。

其他领域专业术语：

• 归因外化（External Attribution）：心理学术语，指个体将失败或问题的原因归因于外部因素。

2024年11月27日 下午8:38 | 森

日本在战后初期没有正视侵略中国的历史，是因为美国的‘日中离间工作’。美国为了拉拢日本，没有要求日本道歉或赔偿。

靖国神社参拜的议员也受到美国的影响。如果你们向日本人提出反省的要求，那就正中了美国的下怀。

2024年11月28日 下午10:13 | 信雅

森先生，正如您所说，美国的战后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历史教育和道歉行为。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是，仅仅用这一点来解释所有问题是不够的。我想结合具体的证据和历史背景，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例如，在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中，美国确实出于冷战框架的考虑，对日本的赔偿作出了限制。但仅凭这一点，无法完全解释日本在历史认知和政策上的所有选择。像靖国神社参拜这样的议题，更多是日本国内的政治性决策所导致的。

与同样处于盟军监督下的德国相比，日本的情况显然更加复杂，这说明还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

冷战时期，美国的政策确实对日本产生了影响，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作用以及政策选择同样是重要原因。此外，现如今的日本正在尝试寻求中美之间的独立性，与过去完全依赖美国的政策已有所不同。

我认为需要考虑这些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对于您提出的重要论点，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基于事实共同探讨。历史的解读和地缘政治背景确实复杂，但我相信，通过分享彼此的视角，我们可以更接近于更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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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日历史认知错位的主要体现以及成因分析

玩归玩，闹归闹，历史不能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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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完了我们还是要仔细分析一下当中的猫腻，毕竟，我们不像海的对面那帮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友人，娱乐至死。历史告诉我们，围绕着我们的始终是各种各样的难题，而我们的志向乃是星辰大海，绝不能在这里止步不前。历史这个课题我们当然也要克服过去。下面我们来进行一波分析。

1. 责任认知的主要分歧

1.1 责任主体：集体责任 vs. 个人责任

在历史责任问题上，一个核心分歧在于对责任主体的界定。一方认为，历史责任是集体层面的，整个日本社会，包括战后出生的世代，也需要承担部分责任，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享受了战后日本发展的成果。而另一方则强调，责任是个体化的，仅仅参与战争并实施暴行的人才需要承担责任。

集体责任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战争的根源不仅仅在于个别的决策者或士兵，而是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和心理环境。这种环境使得军国主义能够扩展和施行。即便战后出生的人未直接参与战争，他们通过继承战后体制的稳定与繁荣，间接获益，因此也有责任通过反思、教育和政策，矫正历史遗留的问题。

个人责任论：另一方则认为，战后日本社会已经对战争的实际参与者进行清算，如东京审判中对战犯的判决。这些战犯已经承担了责任，战后出生的普通民众不应该因为过去的错误被持续指责。强调个人责任的支持者往往将“集体责任”解读为一种“不公平的苛责”。

1.2 责任范围：道德责任 vs. 法律责任

在责任范围的界定上，双方分歧集中于道德与法律的边界。一方主张，历史责任不仅包括法律上的清算，还应包括道德上的深刻反省；另一方则认为，法律责任已经履行，道德层面的要求可能过度。

道德责任论：道德责任论者强调，侵略战争对他国造成了巨大痛苦，无法仅通过法律判决解决。他们认为，道德责任包括对受害者的反思、赔偿和道歉，以及对加害事实的公开教育。例如，支持这一立场的中国网友信雅提出，日本需要在历史教育中加入对侵略历史的系统性教育，并通过纪念活动来传递反思的精神。

法律责任论：这一立场认为，法律是国家间责任界定的基础。日本通过东京审判惩治了战争罪犯，战后又与中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些行为意味着，日本已尽到责任，再要求道德层面的反思和进一步赔偿是不公平的。

1.3 责任程度：深刻反思 vs. 适度回顾

另一重要分歧在于反思的深度。一方认为，日本需要持续深入反思战争罪行；另一方则主张适度回顾，避免过度反思对社会稳定和国际关系的负面影响。

深刻反思派：他们认为，历史责任问题的解决需要长期的、深入的社会反思。具体措施包括：改革历史教育、设立纪念馆、公开档案和加大国际合作。这种观点认为，仅靠形式化的条约和审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问题，只有让民众广泛了解历史真相，才能避免类似错误重演。

适度回顾派：这种观点则倾向于认为，过度反思会激化民族情绪，甚至引发国内外的不稳定。他们主张，日本已经采取了必要的行动，如天皇的正式道歉和经济援助。继续要求深入反思可能会让社会感到厌倦，并削弱对和平与未来发展的关注。

1.4 面对历史的方式：正视与承担 vs. 回避与淡化

在如何面对历史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在于对历史的态度。一方主张正视历史，并通过承担责任来修复与邻国的关系；另一方则认为，过度强调历史问题可能引发民族主义情绪，导致对立加剧。

正视与承担：这一观点认为，只有全面公开历史真相并对受害者群体进行道歉，才能为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支持者通常将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作为正面案例，强调其通过深刻的历史教育和国际合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回避与淡化：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历史问题已经过去，现在的重点应放在未来的合作上。他们认为，过多关注历史可能强化受害国的受害者心态，也会让日本陷入不断道歉的困局。

2. 分歧的典型表现

以森さん和信雅（笔者）的对话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到上述分歧的具体表现。

双方的主要观点：

• 森さん（日本网友）主张，战后日本的普通民众没有参与战争，他们不应为历史罪行承担责任。他强调，东京审判和条约已经解决了历史问题，现在需要关注的是避免激发对立情绪的过度反思。
• 信雅（中国网友）则认为，日本社会整体仍未完全正视历史责任，特别是对战争的道德反思和教育有所欠缺。他主张，只有通过系统性教育和真诚的道歉，日本才能修复国际关系。

争论焦点与语言策略：

• 森さん多次使用“外部操控”的论点（如提到“美国利用历史问题挑拨离间”）转移对话焦点，并试图将历史问题外化。
• 信雅则通过具体案例（如德国在战后的责任追责上做的尝试）和政策建议（如历史教育改革）引导对话回到责任主体和责任范围的问题上。

3. 分歧的影响

3.1 对中日关系的长期影响

• 历史责任问题始终是中日关系中的敏感议题。分歧的存在使得两国在建立长久信任时面临障碍。
• 在国际事务中，历史分歧往往被外部势力利用，进一步削弱中日合作的潜力。（比如艺人敏感话题失言/参拜靖国神社导致的合作中止）

3.2 对日本社会内部历史认知的塑造

• 内部的分歧使得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问题缺乏统一共识。这种局面不仅限制了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灵活性，也加剧了国内政治分裂。
• 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可能受到教育系统和社交媒体的双重影响，进一步加深了代际间对历史问题的分歧。

这些分歧不仅反映了个人的文化背景与心理机制，也体现了社会历史叙事和地缘政治压力的综合作用。理解这些分歧的来源，是推动未来对话和合作的基础。

​分歧的深层原因

历史责任问题背后的分歧不仅源于表层的意见冲突，更深刻地植根于心理学机制、文化传统和地缘政治背景的复杂交织中。本部分从心理学、文化与民俗学、地缘政治三个维度探讨这些深层原因。

1. 心理学背景

1.1 认知失调理论：缓解内在矛盾的心理机制

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认为，当个体面临矛盾信息或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从而采取策略缓解这种不适。在历史责任问题上，日本社会表现出的部分回避和外化行为可以用这一理论解释。

现象表现：例如，当日本公众在面对邻国对战争责任的指责时，他们会感到矛盾。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侵略历史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承担集体责任或看到自己的国家形象被贬低。这种冲突促使他们选择通过“否认”、“转嫁”或“外化责任”来减轻心理压力。

策略与影响：

• 否认或简化历史事实：强调“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与战争无关”。
• 转嫁责任：如森さん将历史责任问题归因于“美国的挑拨离间”。
• 外化受害：通过强调“日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如原子弹轰炸）来平衡内心的冲突。

1.2 安全需求与心理防御：避免身份威胁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安全感是人类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当个体或群体感受到身份威胁时，会优先保护心理上的安全。

国家身份的防御性反应：

• 日本公众往往将外部批评解读为对民族尊严的攻击。这种反应源于战后日本长期未能在身份认同上平衡“加害者”和“受害者”两种角色。
• 在历史责任问题上，这种防御性使得许多人采取更具排他性和抗拒性的态度，认为承认更多责任可能削弱国家形象。

情绪化语言的缓冲作用：

• 例如，森さん在辩论中使用“你们是否只是想让我们永远道歉”这类语言，将对历史责任的讨论转化为一种对国家心理安全的辩护。

1.3 确认偏误与信息过滤：选择性认知的陷阱

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指人们倾向于优先接受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并忽视或排斥与之相矛盾的事实。

媒介的作用：

• 日本国内部分媒体倾向于弱化侵略历史，而强调日本在战后重建和国际贡献中的正面形象。这种倾向加剧了公众对批评声音的抗拒。

群体强化效应：

• 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和情绪化特质使得用户更容易进入“回音室”（Echo Chamber，类似于“同温层“但有别于”信息茧房”，前者更强调个人的选择主动性），接触到的内容往往强化其原有的观点，而非引导其反思。

2. 文化与民俗学的作用

2.1 “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冲突的敏感性

“和而不同”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特质，它强调通过避免直接冲突来维持社会秩序。这种倾向也体现在日本对历史责任问题的处理上。

历史教育的特点：

• 日本的历史教材往往使用模糊的语言描述战争责任，例如用“进出”代替“侵略”，以减少争议和冲突。
• 这种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但也导致公众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不完整。

群体行为的约束：

•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的意见表达通常受到群体规范的限制。一些持有反思观点的人可能因为害怕与主流观念冲突而选择沉默。

2.2 柳田国男的“外来者隐喻”：对外部批评的解读

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指出，日本文化中对“外来者”（如妖怪、异乡人）的警惕性隐喻了对外部威胁的防御态度。这种隐喻在现代社会中以“外部批评”形式表现出来。

外部批评的威胁化：

• 日本社会对外界的批评往往做出防御性解读，认为这是“对日本文化与价值的干涉”，而非对战争责任的客观讨论。

现代延续：

• 例如，森さん在辩论中将中国对战争责任的呼吁视为政治手段而非历史反思的需求。这种看法可以追溯到日本民俗中对“外部威胁”的隐性认知。

3. 地缘政治与社会背景

3.1 战后转型与美国的影响

战后日本的社会转型深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影响。冷战时期，美国在日本重建中的角色直接塑造了历史责任问题的叙述框架。

和平宪法的双刃剑：

• 日本《和平宪法》在放弃战争权的同时，也使得日本对军事侵略的反思更加依赖于外部压力。
• 美国的冷战政策选择性地忽视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责任，以巩固其在东亚的地缘战略。这使得战后日本的战争反思缺乏深度。

“受害者”叙事的扩展：

• 美国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历史背景，让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更倾向于强调自身的受害身份。这种叙述削弱了对加害责任的内部反思。

3.2 中日关系与民族主义的张力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加剧了日本社会对历史问题的敏感反应。领土争端与政治对立成为历史责任问题的催化剂。

领土争端与历史叙事：

• 钓鱼岛问题等地缘争端使得日本社会倾向于将历史问题政治化，并进一步淡化侵略责任，以增强内部的民族凝聚力。

民族主义的复兴：

• 日本国内部分右翼势力通过强调历史批评的“不公”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对外关系中表现为对邻国批评的抗拒，在国内则表现为对历史教育改革的阻碍。

心理学机制、文化传统和地缘政治背景共同塑造了日本社会在历史责任问题上的认知与行为模式。这些深层次原因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分歧如此顽固，且难以通过单一层面的努力得到解决。认识这些根源不仅有助于推动更深刻的对话，也为未来的合作与和解提供了关键启示。

对日本社会倾向的整体思考

在探讨日本社会在历史责任问题上的分歧时，我们需要将视角进一步拉升，从个体认知和具体对话的层面，扩展到社会文化和历史叙述的宏观层次。通过分析丸山眞男的“无责任体系”理论、柳田国男的“安心立命”观念，以及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日本社会倾向的形成及其对历史反思的影响。

1. 丸山眞男的“无责任体系”与历史反思

1.1 战前与战后的结构性延续

丸山眞男在《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中提出，日本的政治文化存在一种“无责任体系”（無責任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特征是权力的分散化与责任的模糊化，使得任何重大错误都难以明确归咎于具体的个人或机构。

战前的表现：

• 在战前的军国主义体制中，天皇被塑造成至高无上的“神圣”象征，而实际的决策权由军部和文官集团分担。这种权力分散导致政策错误难以追责，形成了“权力有责任无”的独特现象。

战后的延续：

• 战后日本虽然转型为民主制，但这一“无责任体系”并未消失。政治权力从天皇转移到宪政体制，而战前的许多精英通过美日合作继续掌控政权。例如，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战前的官僚结构。
• 在历史责任问题上，这种体系导致了责任主体的模糊：政府通过条约与审判形式化地处理了法律责任，但未能引导社会进行深刻的道德反思。

1.2 对历史责任反思的阻碍

模糊责任的社会心理影响：

• 丸山认为，“无责任体系”使得日本公众习惯于将国家的过失视为外部力量的结果，而非内部体制的必然。例如，将战争的爆发归因于“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或“国际局势”，而非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对对话的影响：

• 这种模糊化的责任感使得公众在面对外界批评时，更倾向于防御性回应，而非主动承担。这种心理在森さん的言论中有明显体现：他多次试图将历史责任问题转移到国际环境或美国的影响上，而非讨论日本社会本身的责任。

2. 柳田国男的“安心立命”与文化心理

2.1 “安心立命”与社会秩序的心理需求

柳田国男在其民俗学研究中提出，日本社会的核心心理特质之一是“安心立命”——追求内心的安定与社会的秩序。这种文化倾向在现代社会中演变为一种对不安的敏感性，以及对威胁秩序的外部因素的警惕。

民俗文化的影响：

• 日本的农耕社会强调“和而不同”的共生关系，人们通过避免冲突、维护集体和谐来维持社区稳定。这种文化背景造就了现代日本社会在面对冲突时的倾向：通过回避或模糊化问题来实现心理安定。

现代社会中的表现：

• 历史责任问题被视为可能破坏社会稳定的“不安因素”。因此，许多人倾向于通过淡化侵略事实、强调战后重建成就等方式来维护“安心感”。

2.2 对外部批评的敏感与防御

柳田的研究还揭示了日本社会对“外来者”（他者）的隐性不信任感。这种心理模式在现代社会中转化为对外部批评的防御性态度。

外部批评的威胁感：

• 当中国或韩国要求日本正视历史责任时，这种呼声往往被解读为对国家安全感和文化认同的威胁，而非建设性对话的邀请。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 这种心理倾向让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更倾向于强调“对等性”，而非单方面的反思。例如，森さん在对话中提出“为何中国不追究欧美列强的罪责”，实际上是这种防御心理的表现。

3.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冲突

3.1 全球化中的身份焦虑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日本社会面临着经济、文化和政治层面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体现在资源竞争和国际合作中，还体现在民族身份的重新定义上。

• 全球化对历史认知的挑战：
• 全球化使得日本必须在国际舞台上直面战争历史的问题。特别是在以中国和韩国为代表的邻国不断强调历史责任的背景下，日本社会的认知焦虑被进一步放大。全球化要求更透明的国际合作和更清晰的历史叙述，而这与日本社会内部长期存在的“回避历史”倾向形成了矛盾。
• 身份认同的危机：
• 全球化削弱了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使得日本社会内部对“日本人是谁”这一问题产生了分裂。一部分人希望通过深刻的历史反思赢得国际尊重，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通过重塑“民族自豪感”抵御外部的舆论压力。

3.2 民族主义的复兴

全球化带来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加剧了日本社会内部民族主义的复兴。部分右翼力量通过强调民族独特性和历史“受害”身份来对抗外界批评。

民族主义叙事的扩展：

• 民族主义者往往选择性地强调历史的某些方面，例如“日本战后经济奇迹”或“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身份”，以平衡历史责任带来的负面情绪。
• 例如，森さん在辩论中多次提到“战后出生者的无辜性”以及“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对待”，反映了民族主义叙事在公众认知中的渗透。

国际关系中的对立加剧：

• 民族主义者通过强化“对外不公”的叙事，加剧了中日两国在历史责任问题上的对立。例如，他们将中国和韩国的批评视为“利用历史问题打压日本”，从而弱化对反思历史的内部需求。

综合反思与未来展望

4.1 日本社会倾向的根本矛盾

从丸山眞男的“无责任体系”到柳田国男的“安心立命”，再到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冲突，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在历史责任问题上的倾向，根源在于一个未解的矛盾：如何在承认侵略历史的同时维护国家的心理安全感和民族自尊。

• 延续的挑战：
• “无责任体系”使得日本社会在处理历史问题时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
• “安心立命”的文化心理则导致公众倾向于通过回避或转嫁压力来维护社会和谐。
•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张力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使得历史责任问题在国际与国内层面都难以突破。

4.2 对未来的启示

要打破这一倾向，日本需要在社会内部建立一种新的叙述框架，使历史责任的反思与民族自豪感的重建不再相互冲突。

从“对抗”到“共存”：

• 通过促进对历史事实的共同研究，推动与邻国的联合叙述。既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又展示其在战后对和平与发展的贡献。

教育与文化的重塑：

• 改革历史教育，使其不再避重就轻，而是直面历史的复杂性，强调反思的意义。
• 鼓励公众参与跨文化交流活动，以减轻对外部批评的敌意。

民族自豪感的重建：

• 将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与经济复兴作为国家认同的核心，构建一种兼容历史反思与未来发展的积极民族主义。

三， 如何在分歧短期内不可消弭的前提上继续对话和发展关系

在历史责任问题的对话中，分歧往往难以完全弥合。然而，通过分析具体辩论案例，我们可以提炼出有效的策略，并从中汲取启示，为未来类似对话提供可行的指导。

1. 辩论的分析

1.1 礼貌语言的重要性

保护对话环境：尽管双方在观点上存在根本分歧，双方始终保持基本的礼貌。这种语言策略有效避免了情绪化冲突的升级，为理性对话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环境。

• 例如，信雅在回应森さん的质疑时，使用了较为中立和缓和的表达，而非直接反驳或批评。

潜在的讽刺与较劲：礼貌语言并不意味着完全消除对抗，双方通过微妙的措辞表达了各自的不满。例如，森さん的“活动を頑張ってください”虽然表面上是祝福，却隐含了对信雅行动的不屑。

启示：在高度敏感的议题中，礼貌语言是一种有效的防护工具，既能避免激化矛盾，也能为对话留出更多理性空间。

1.2 语言策略的微妙作用

双重含义的表达：信雅在使用“も”这样的词语时，不仅回应了森さん的发言，还通过细微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反驳立场。这种策略能够有效传递态度，同时避免过于直接的冲突。

暗示与提问：森さん通过频繁提问（如“是否有必要用极端方式教育普通民众”），试图将信雅的立场引向“激进”的方向。这是一种引导性语言策略，旨在削弱对方观点的公信力。

启示：语言策略的巧妙运用不仅可以让讨论更具针对性，还能为观点的表达增加层次感。在对立对话中，选择模棱两可或多义的语言有助于避免对抗升级。

1.3 实际行动在争议对话中的价值

实际行动的重要性：信雅通过具体的例子（如推动历史教育、组织纪念活动）展示了自己的努力。这种做法让森さん从最初的试探与质疑，逐渐转变为对信雅行动的间接认可（尽管态度冷淡）。

行动的说服力：理论辩论往往无法直接改变对方立场，但实际行动可以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实证支持，从而增强对方对立场的尊重。

启示：在分歧对话中，仅靠语言和理论难以改变对方态度。通过展示实际行动，可以让对方意识到讨论并非空谈，从而提高讨论的影响力。

2. 对分歧对话的启示

2.1 传递价值而非说服

• 避免“赢得”对话的心态：历史责任问题通常涉及深层次的价值观与身份认同冲突，试图彻底说服对方往往是徒劳的。

• 聚焦价值传递：信雅在对话中并未执着于改变森さん的立场，而是通过陈述自己的观点和努力，向对方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价值观。
• 启示：在讨论中，强调自身信念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比试图让对方“认输”更重要。

网络对线的真谛不是“赢”，真要赢的话表情包懒人包复制粘贴就完了费那劲干嘛？

2.2 尊重对方的努力

• 为对话提供体面的出口：即使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也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对对方的努力表示认可，例如信雅在结尾处对森さん的“も頑張ってください”的回应。这种回应不仅体现了礼貌，也为对话画上了和平的句号。
• 启示：分歧对话的目标不应是打破对方的心理防御，而是找到一个彼此可以接受的平衡点，为未来的沟通奠定基础。

2.3 分歧的建设性作用

• 澄清观点：尽管双方争论激烈，分歧对话的过程让旁观者更容易理解两种立场的核心差异。
• 引发反思：通过这种对抗性较劲，参与者不仅可以明确自身的立场，也可能受到对方观点的影响，从而引发进一步的自我反思。
• 启示：即使分歧难以消除，只要对话保持在理性范围内，其建设性价值仍然显著。

3. 面向未来的建议

3.1 建立共同的讨论框架

• 基于事实的共识：推动中日双方学者和机构对历史事件进行联合研究，发布共同报告，以减少争论的基础性分歧。
• 制定讨论的基本原则：在对话中明确哪些问题可以成为共识，哪些是不可调和的争议，从而减少无效争论。

3.2 引入第三方视角

• 中立者的协调作用：在争议对话中，引入未直接卷入争议的学者、研究机构或国际组织作为第三方，既可以降低对抗性，也能提供更加公正的视角。
• 具体案例：德国和波兰在纳粹历史问题上的对话模式可以作为参考，为中日之间的历史对话提供实践经验。

3.3 推动跨文化教育

• 加强多元化历史教育：通过教材合作、交换生项目和文化活动，让两国年轻一代接触更全面的历史视角。
• 媒体的作用：推动中立和客观的历史纪录片、新闻报道和公众讨论，以减轻舆论对公众情绪的极端化影响。

对话中的分歧并非障碍，而是理解彼此的重要机会。通过礼貌语言、语言策略和实际行动的综合运用，分歧对话可以转化为建设性交流，为历史责任问题的长远解决提供思路。未来，跨文化教育、共同讨论框架的构建以及第三方的引入，将为中日两国的和解与合作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四， 总结

1. 再次总结分歧的多维原因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日本社会在历史责任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复杂的多维因素，这些因素既包括个体心理学上的防御机制，也包括文化传统的长期影响和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焦虑。从森さん与信雅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 心理层面：认知失调、确认偏误和安全需求共同塑造了公众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回避与外化成为普遍应对方式。
• 文化层面：日本的“无责任体系”与“安心立命”文化传统使得社会倾向于淡化冲突、避免深刻反思，从而维护表面的稳定与秩序。
• 政治与国际关系层面：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地缘政治安排下发展出了以“受害者”身份为主的历史叙述，而与邻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持续对立进一步加剧了分歧。

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历史责任问题不仅成为中日两国之间的一个长期争议点，也成为日本社会内部认知与身份构建的核心议题。

2. 历史责任问题作为跨文化对话与和解的重要议题

历史责任问题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对抗，更是一场跨文化对话的试验场。要想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理解的基础：

• 承认历史责任问题的多面性：既要理解战争受害国的痛苦与诉求，也要认识到日本社会在文化与心理上的特殊困难。
• 接纳分歧的存在：对历史的看法不会轻易统一，但可以通过对事实的尊重和理性探讨，减少误解与敌意。

尊重的路径：

• 鼓励多元声音的表达：在公开对话中接纳多种观点，避免以对抗性语言压制对方立场。
• 尊重彼此的努力：即便在分歧中，也要看到对方推动对话与改善关系的实际行动。

3. 呼吁通过开放的对话、深入的教育和国际合作推动问题的长期解决

为推动历史责任问题的解决，我们需要在以下几个方向采取持续的努力：

开放的对话：

• 鼓励学者、民间团体和公众参与双边及多边的历史问题对话项目。
• 引入第三方中立机构，协助建立平等、开放的讨论机制。

深入的教育：

• 改革历史教育内容，增强中立性和全面性，使年轻一代接触更完整的历史叙述。
• 推动跨文化教育合作，如中日联合编写历史教材、开展学术交流项目等。

国际合作：

• 借鉴德国与欧洲邻国在处理纳粹历史问题上的经验，加强与邻国在纪念活动、学术研究和历史叙述上的合作。
• 通过国际平台（如联合国或国际学术论坛）进行更加广泛的讨论和知识传播。

历史责任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通过持久的对话与合作，我们可以逐步缩小分歧，推动中日关系迈向更和谐与共赢的未来。 

森的样子只是千千万“热爱和平的日本民众”的一个缩影，但我依然怀揣着那微乎其微的希望。

文献参考与推荐阅读

• 丸山眞男：《日本の思想》，东京：岩波书店，2014年，访问链接：https://elib.maruzen.co.jp/elib/html/BookDetail/Id/3000072846（访问日期：2024年12月5日）
• 丸山眞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新装版，东京：未來社，2006年。ISBN：9784624301033。
• 安川寿之輔：《日本人はなぜ「お上」に弱いのか : 福澤諭吉と丸山眞男が紡いだ近代日本》，东京：高文研，2019年，ISBN: 9784874986943。
• 柳田國男：《日本の民俗学》，东京：中央公論新社，2019年，ISBN: 9784122067493，中公文库（や-68-1）
• 柳田國男著，新谷尚紀译：《遠野物語 : 全訳注》，东京：讲谈社，2023年，ISBN: 9784065325315，讲谈社学术文库（2780）。注：底本为《遠野物語》初版本（聚精堂，1910年），研究史附于第310-333页。
•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著，倪韬译：《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
• 北岡伸一、歩平编：《「日中歴史共同研究」報告書　第2巻　近現代史篇》，东京：吉川弘文馆，2014年。ISBN：978-4-585-22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