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裂解与归位：以中国留学生群体为视角的认知分化机制研究——相似留学经历下的立场分化：爱国、恨国、犬儒与中立之析
摘要
本研究聚焦在当代中国留学生群体内部意识形态立场的演化分化机制，试图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为何在相似的留学经历下，不同个体会走向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通过实地经验、政治语言分析与认知机制建模相结合的方式，本文提出一个“立场生成与归位”的动态理论框架，并进一步探讨如何识别可争取者、理解其归队路径，并建立有效的语言策略与群众动员模型。研究发现，立场并非由单一经验决定，而是由阶级归属、认知结构、情绪归属与信息场互动构成的复合系统所塑造。结论指出，面对全球认知战与舆论分裂环境，精准识别“尚未完全敌化”的群体，并构建语言性引导机制，是未来群众思想工作的重要方向。
引言
在中国走向全球舞台中心的当下，中国留学生作为对外交流的重要群体，其意识形态立场的演化与分化成为政治社会观察的关键窗口。尽管在宏观层面，出国留学通常被视作接受西方价值体系的路径，但实践中却出现了爱国主义回流、政治冷漠、意识形态漂移甚至敌对立场的多样化分化现象。这种在相似结构中产生截然不同立场结果的现象，挑战了传统的社会归因理论与价值输入假设。
研究问题
- 为什么在同一留学经历下，不同个体形成了爱国、恨国、犬儒等不同立场？
- 这些立场的变化是否具备可预测的结构性轨道？
- 面对立场动摇或偏离的人群，应采取何种策略以争取其归队或防止其敌化？
理论框架
本文构建了一个三层结构的“意识形态演化模型”，包括：
- 主结构层（阶级立场、原始认同、解释结构）：决定立场生成的核心基础；
- 反馈机制层（社交回响、身份归属、受众激励）：决定立场演化与固化；
- 触发因子层（政治事件、社会冲突、文化刺激）：决定立场转变的诱发时机。
结合上述框架，个体的立场形成被视为一种动态协同反馈系统，而非静态属性标签。
实证材料与个案分析
以中国留学生群体为例，研究者以自身的实地经验为参照，观察到如下类型的分化路径：
| 路径类型 | 代表特征 | 举例说明 |
|---|---|---|
| 民族认同型 | 遭遇歧视后认同国家共同体 | 留学生遭遇“China Virus”标签后开始主动转发共青团文案 |
| 精美投诚型 | 在西方获得社交认同感后主动仇中 | 留学生在推特上模仿白人语态表达对中国制度的否定 |
| 情绪犬儒型 | 长期漂浮于两极之间，缺乏系统思维 | 拒绝讨论任何政治议题，以“反智/躺平”自居 |
| 可归队型 | 表面迷失但在言语中暴露出立场动摇迹象 | 常发“其实我也搞不懂我们为什么不能上YouTube”类型内容 |
这些类型不是静态划分，而是演化轨道的不同阶段。关键在于识别信号、判断可变性、匹配应对策略。
语言策略分析：反向同志框架术
本文提出并归纳出一种被称为“认知套话术”的语言斗争机制，即使用“反思型”“团结型”的语言框架，向敌意对象发出逻辑性诱导，使其自陷矛盾、自证其非或引发身份错乱。具体话术包括：
- “你作为中国人，真的觉得你说这些对得起家人吗？”
- “如果你经历过歧视，为什么还为这些结构洗地？”
- “也许你只是暂时迷路，我们都经历过那种怀疑。”
该策略兼具争取可救者、暴露伪中立、激化敌人自我失控三重效用。
群众工作策略建议
- 建立“可归队识别机制”：通过言论模式、语境语义与行为路径，判定其是否为尚未敌化的“漂移群体”；
- 建立“舆论节能机制”：聚焦资源在“可影响人群”，放弃资源浪费型争论；
- 构建“语言温区”：为尝试归队者提供“可接受”的表达平台，避免其被误伤或压迫性羞辱。
结论
立场是结构，不是标签。表态不等于归属，行为不等于信仰。在极化与认知战交织的全球环境中，我们不仅要打击死敌，更要拯救那些仍在动摇的人心。这不是道德宽容，而是政治精算。在群众工作、舆论斗争、思想生产的未来实践中，建立一个能够识别、引导、接纳的“立场回归机制”，是实现真正政治建设的基础环节。
关键词
意识形态演化；立场可变性；中国留学生；群众争取；认知战；政治语言策略
问题现象：相似背景为何分化立场？
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群体中，常出现立场高度分化的现象：一些人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另一些人却走向了激烈的反体制批判（被戏称为“恨国”），还有人对意识形态表现出犬儒式的冷漠，选择明哲保身或玩世不恭，另外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刻意保持政治中立，既不公开表态支持也不参与对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往往发生在背景条件相似的留学生中：他们大多受过中国国内的教育，有相近的成长环境，并在相仿的年纪出国留学。然而，在相似的经历下，却走上了爱国、批判、犬儒或中立等不同道路。这一现象引发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相似背景的人在海外环境中立场迥异？**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
这种分化并非个别案例，而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群体现象。例如，网络上流行一句话：“一出国就爱国”，形容许多中国青年在海外反而激发出更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被视为新一代爱国主义先锋。确实，有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在西方留学期间，目睹或感受到一些针对中国的偏见后，往往会更支持祖国政府立场。然而，与此相对的是另一种转变方向：部分留学生在接触到更开放的言论环境和多元信息后，开始反思国内现实，甚至倾向支持西方式的民主价值观，对祖国的政治社会持强烈批判态度。据调查，在香港就读的内地学生中，就有约27%表示香港的抗议运动使他们变得更加倾向争取民主。同时，也有不少留学生对意识形态斗争表现冷感，既不认同激进爱国，也不站队反对派，而是选择回避政治话题，专注于个人学业和生活。这些不同取向在同侪中并存，形成鲜明反差，成为当前海外中国留学生群体中的引人注目的现象。**同样的留学经历，为何会孕育出如此南辕北辙的立场？**以下将从深层原因入手，作客观的结构性分析。
结构性原因：多变量的交互影响
要解释相似背景下立场为何分化，需要考察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如何交互影响个人的认知与态度。具体而言，认知框架、社交反馈、原始认同、情绪归属和信息输入等几个变量，对留学生的思想走向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们相互作用并通过一定机制放大差异：
- 认知框架：每个人在出国前已形成基本的世界观和思维定式，这将决定他如何解读海外所见所闻。许多中国学生的政治认知深受国内教育和话语影响，习惯于从稳定和发展角度看问题。例如有调查显示，多数在德中国留学生认可中国现状及舆论管制，认为一些威权政策是维护社会稳定所需，并对“西式民主”持怀疑态度。他们往往沿用官方叙事来解释所见，将中国的一党体制和管控视为合理手段，对西方制度则抱有不切实际的想象或质疑。这种认知框架会使他们倾向于维护祖国形象，抗拒西方对中国的批评。而另一些学生在国内时就受自由主义价值影响较深，思维中更强调普世价值和个人权利。到了海外接触到民主、自由的话语时，他们的认知框架更容易与之共振，因而可能对国内体制产生更强烈的批判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生的思想光谱是多维且混合的——既向往民主又坚守民族立场。在美留学生的研究显示，一名中国学生可能在政治上倾向自由民主，同时在国家认同上依然保持强烈的民族主义。这说明认知框架决定了留学生如何选择性地接受新信息、过滤异见，其差异为立场分化埋下伏笔。
- 社交反馈：人在群体中的互动反馈，会强化或转向其原有立场。留学生置身异国，他所接触的朋友圈子和社交环境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学生主要与来自祖国的同学交往、加入了本地的中国留学生社团，他获取的反馈往往是同温层式的。例如在一些海外校园里，中国学生社群对国际舆论的反应是高度一致的：当西方媒体或同学发表对中国不友好的言论时，这些圈子里的主流反应是共同抗辩、防御，从而强化爱国立场。研究者指出，由于大环境的地缘政治紧张，很多中国学生感觉有必要在美国同学面前为祖国辩护，以抵消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这种群体压力使他们更倾向于抱团捍卫国家形象。同样道理，如果学生所处的社交圈包括了开放多元的群体，比如融入了当地同学圈子，与不同背景的人坦诚交流，那么他对异见的反应会不同。Henry Chiu Hail的研究发现，那些能够与美国同学建立一定信任、共同参与群体活动的中国学生，更容易认为美国同学对中国的批评是善意的讨论，而非恶意攻击，从而愿意平和看待甚至认真思考这些批评。可见，社交反馈机制可以起到“回声室”效应：单一同质的圈子会增强原有立场，异质多元的圈子则可能缓和态度甚至促使立场转变。此外，社交互动中遭遇的情感体验也很关键。如果一名留学生表达某种观点后得到的是认同和称赞，他会更坚定地沿着这个方向走；反之若遭到强烈反对乃至人身攻击，他可能走向立场的反面。例如，一个对国内有所微词的学生如果被爱国同侪围攻为“卖国贼”，他可能更加疏离甚至愤怒地反体制。相反，一个起初中立的学生，若在西方公共讨论中感到被歧视或误解，可能激发民族自尊心，转而更加爱国。这些都是社交反馈影响立场的放大效应。
- 原始认同与情绪归属：个人早期的身份认同、爱国情感以及与祖国的心理联结，是影响其立场的重要基础。许多出国留学的青年从小接受的爱国教育、家庭环境赋予的民族情感各不相同。有的从小家国情怀浓厚，民族自豪感强，这种原始认同会成为免疫他们在海外“被西化”的保护层。当西方舆论批评中国时，他们会感到自己的身份受到攻击，从而本能地为祖国辩护。据调查，不少在德中国留学生对中国的文化和科技成就抱有强烈自豪感，将国家荣辱与个人荣辱紧密相连，因此每当听到西方对中国的负面评论时都感到仿佛个人受到了冒犯，进而立刻采取防御姿态。可以说，深厚的民族认同与情感归属使这些学生将爱国视为本能反应，其立场很难被海外不同声音撼动。反之，也有一些学生原本对国家认同感相对薄弱，或者在国内时因社会不公、个体遭遇等对体制心怀不满，情感上疏离官方主流。这部分人出国后失去了原有环境的约束，负面的原始情绪可能扩大。他们更倾向于认同国外价值，把自己归属于“普世”的阵营中来看待祖国，从情感上切断与原国家立场的纽带。因此，爱国者与“恨国者”在情感归属上可谓南辕北辙：一方始终将自己视作中华民族一份子，把维护国家尊严视作情感需求，另一方则可能将自己定位为“世界公民”或批判者，自我情感寄托不在祖国现行制度上。这种情感定位上的差异，使得相似经历的人对同一事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情绪反应：同样看到祖国存在的问题，爱国认同强的人容易产生护犊情结，想着如何维护国家形象或内部改进，而认同疏离的人则更容易愤而声讨甚至与外界的批评同声共气。
- 信息输入：信息来源的差异是造成认知分化的直接原因之一。同在海外，有的留学生几乎每日仍沉浸在中文信息环境中，通过微信、微博获取国内新闻，浏览中文网站或留学生自媒体推送的内容；而另一些学生则积极利用翻墙后的便利，大量阅读西方媒体报道或社交媒体上的多元观点。这两种信息流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叙事视角，令接受者对现实的理解分道扬镳。有研究针对在德中国学生的调查发现，由于语言障碍和融入不足，不少中国留学生主要还是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作为主要信息源，同时普遍认为西方媒体对中国存在偏见。他们每天看到的可能是国内官方媒体对于祖国发展成就的报道，以及对西方负面新闻的批评性解读，久而久之自然更加认同中国的道路而对西方议题持怀疑态度。相反，那些积极摄取英文媒体和所在国舆论的人，则可能不断接触到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人权议题的揭露、西方民主价值的宣扬等信息。如果缺乏对这些信息的辨析能力或平衡视角，他们很容易被说服而认同西方舆论观点，进而放大对中国的失望和不满。此外，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效应也不容忽视：算法和圈层使得一个人一旦表现出某种倾向，他接收到的信息会进一步趋向于强化该倾向。举例来说，一个留学生如果在社交平台上关注了几位批判中国时政的博主，那么平台可能会源源不断推送类似内容，加深其“恨其国不幸”的愤懑；而如果他常转发爱国言论，则很快会被卷入爱国主义社群，得到更多爱国内容的餵养。信息输入渠道的选择无疑在留学生立场形成中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
上述因素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共同交织作用。例如，一个留学生如果原本爱国情感强（原始认同），出国后主要结交华人朋友（社交反馈单一），每天刷中文资讯（信息输入单一），那么他大概率会对外界批评采取抵触乃至反击态度，将爱国立场越扎越深。反过来，一个学生如果出国前对体制已有不满（情感归属疏离），又恰好融入了当地自由派社群（社交反馈异质），经常阅读西方时评（信息输入西化），他就很可能加剧对祖国的批判立场，逐渐演变为激烈的反体制者。再者，一些学生或因性格原因、或因认知框架影响，在巨大反差的信息洪流中找不到方向，索性选择犬儒式的旁观：既不完全相信国内宣传，也不盲从国外舆论，对一切议题都抱以怀疑和调侃，用冷漠来掩饰内心的无力感。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本身也是被前述多重因素形塑的结果——他们也许曾经热血或愤怒过，但由于某种挫败感和失望，最终选择退出价值观竞争，以自我保护的姿态示人。
总之，相似留学背景下立场分化的根源在于：不同个体在海外情境中受到各异的认知框架塑造、社交环境影响、本源认同驱动、情感体验作用和信息来源引导。这些因素相互影响、不断强化，最终将留学生群体推向了不同的思想轨道。理解了这些结构性原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类分析留学生立场分化的典型轨迹。
立场分化轨迹与分类实例
基于上述变量的不同组合，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形成的四种典型立场轨迹。下面分别阐述每一类的特征及其演变路径，并结合可感知的实例加以说明：
- 爱国立场（新爱国主义）：这一类留学生在海外展现出比在国内更高涨的爱国热情，堪称“爱国先锋”。他们的成长轨迹通常是：原本就具有一定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在海外环境下由于面对外界对中国的质疑和批评，爱国情感被进一步激发和强化。他们往往感到自己肩负着维护祖国形象的使命，一有风吹草动便主动发声捍卫祖国荣誉。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西藏问题引发西方舆论批评，不少中国留学生自发在美国等地校园集会，高举国旗抗议西方媒体的“偏见”，坚决维护中国统一主权。这种**“逆反式爱国”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将海外的负面言论视为对国家尊严的冒犯，在情感上产生维护“国家面子”的强烈冲动。此外，社交媒体上的爱国圈层也推波助澜：许多身在海外的中国学生通过微信群、论坛聚集，分享来自国内的正面信息，彼此鼓劲支持。当有人发表不当言论时，他们迅速出征声讨，形成统一战线。在学术讨论场合，他们也倾向于强调中国的成绩，反驳所谓西方“偏见”。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爱国留学生其实并非对祖国没有批评意见，但在外人面前他们坚持展示团结忠诚的一面。这种心理在调查中也有体现：有学生承认自己私下里也看得到中国的问题，但在和美国人对话时会刻意表达忠诚**，“我不想让外国人觉得我是在数落自己的国家”。总体而言，爱国立场的形成轨迹体现为**“在海外→遇质疑→激发护国本能→立场更爱国”**。他们常被称为“小粉红”，但实质上，这种新爱国主义是一种集体情感宣泄与身份认同强化的结果，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理性范围内的舆论抗争和文化自信心的张扬。
- “恨国”立场（激进批判）：与爱国留学生几乎走了相反轨迹的是这一群体。他们在海外逐渐形成对祖国强烈不满、甚至仇视的态度，认定中国现行制度和现实存在根本性问题，需要站在对立面加以批判。形成这种立场的留学生，很多在出国前对国内一些问题就持批评立场，但由于环境所限可能没有公开表达。到了国外开放的言论空间，加之接触到丰富的异见信息，他们原有的不满被迅速放大，并在安全的距离下转化为公开的批判行为。这类学生往往积极吸收西方价值观，认同民主、人权等理念，对国内的政治高压和言论管制深恶痛绝。在社交媒体上，他们可能会关注和分享大量揭露中国负面问题的内容，与国内官方论调划清界限。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担心来自祖国方面的压力，“恨国”派留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不会高调张扬自己的立场，而是**“沉默的反对者”。例如在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就读香港高校的内地生当中，有不少人其实同情和支持香港的民主诉求，但迫于可能被同侪举报或回国后受牵连，他们不敢公开表态。一些数据也揭示了潜在的反思倾向：在香港大学一项针对内地生的调查中，只有16%的受访者相信抗议是“外部势力操纵”的（这本是大陆官方的说法），而高达84%的人并不认同这一点；同时有约40%的内地学生认为香港警方对示威者使用了过度武力。这些数字说明，即便在官方叙事笼罩之外，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学生并不在少数。事实上，部分留学生在海外甚至亲身投入了反对中国政府的行动。例如，有极少数人在国外参与了声援香港示威、呼吁人权的游行活动，或在社交平台发布尖锐的时政批评文章。这些行为在爱国阵营眼中使他们获得了“恨国党”的标签。然而从他们自身角度来看，很多人并非“仇恨中国”这个国家和民族，而是恨其不争或恨其政治体制的弊端。他们的心理轨迹常常是“在国内压抑不满→海外信息刺激→价值观转向→立场对立化”**。需要警惕的是，极少数走上激进反华道路的留学生，可能被海外反华势力所利用，个别人甚至沦为谋取庇护身份的工具。但更大多数持批判立场的留学生，内心仍怀有对祖国的牵挂，只是理念上站在了对立面。如果以简单粗暴的方式与他们对立，往往只会加深他们的敌意。
- 犬儒立场（冷漠与嘲讽）：这一类留学生既不同于前两者的鲜明态度，也不完全是严格意义上的中立，而是一种犬儒主义色彩浓厚的立场。持这种态度的留学生对中外意识形态之争表现出玩世不恭和怀疑一切的倾向。他们通常的轨迹是：最初可能也有过热情或愤慨，但在现实和理想的碰撞中逐渐感到失望，最终选择以冷嘲热讽、自我保全的方式面对政治。在海外，这类学生可能会私下吐槽国内的不如人意，也会调侃西方的虚伪，表面上一副“看什么都透彻”的姿态，但从不认真参与任何阵营。他们避免公开卷入争论，哪边都不得罪，同时内心对改变任何现状不抱信心。这是一种**“消极的顺从”：清醒地认识到问题却不抱希望去改变，只求自保。犬儒留学生喜欢以键盘侠或“人间清醒”自居，在网上匿名发表刻薄评论，却缺乏实际行动。他们常常宣称“中美两个国家我谁也不信”，认为爱国也好，批判也罢，都不过是一种愚蠢的执着。在朋友圈里，他们可能既转发批评国内的段子，也分享笑话西方政治的梗，以显示自己超然于双方之上。然而，这种犬儒心态的背后往往是深深的无力感。据分析，当代犬儒主义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价值和信念的连接，每个人都感到孤立而无力改变什么，于是只能以冷漠来武装自己。对留学生而言，独在异乡的漂泊感和国内外价值冲突的夹击，更容易催生这种虚无和颓废的心理。一些犬儒者曾经可能是理想主义者，但现实的复杂让他们选择了“装睡”。典型实例是社交媒体上一些留学生匿名账户，头像往往用卡通或虚构形象，言辞犀利却犬儒，对任何新闻都冷嘲热讽，例如国内出台新政策了，他们讽刺一句“又来割韭菜”；西方出乱子了，又揶揄一句“灯塔国自己也黑暗”。这种立场表面上超脱，实际上因缺乏建设性而对现实几乎不产生影响，也得不到任何阵营的真正信任。他们的轨迹可概括为“理想幻灭→价值观解构→态度戏谑化”**。犬儒派既是复杂环境的产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青年对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逃避策略。
- 中立立场（观望与不介入）：这类留学生选择有意远离政治表态，既不参与爱国主义行动，也不过多附和反体制言论，而是努力保持中立姿态，将主要精力投入学业和个人发展上。与犬儒者不同，中立者并非以嘲讽方式消极抵抗，而是真正尝试**“不站队”。他们的心理路径往往是：认清了中外意识形态分歧的复杂和激烈，不愿卷入纷争，希望以求同存异的态度与各方相处。因此，他们在公共场合对敏感话题要么缄口不谈，要么点到为止，避免明确表明立场。这一策略在一些留学生中相当常见。例如，有中国学生提到，每当美国朋友谈起中国的政治话题时，他往往尽量回避或含糊其辞，以免引发争执。这种“和稀泥”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既避免与外国同学关系紧张，也避免传回国内被贴上标签。在校园群体事件中，中立者通常选择袖手旁观。比如在有的大学出现支持或反对某政治议题的请愿时，他们往往两边都不签名，或者干脆装作不知道。在网络讨论里，他们也尽量克制，不发表极端言论。如果被要求表态，他们可能声称“我对政治不太了解”。中立派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一是性格上偏内向理性，凡事喜欢冷处理；二是对双方观点都能理解一些，因而左右为难，不愿得罪任何一边；三是担心表达立场可能带来风险或麻烦，索性明哲保身。中立者的存在使得留学生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未卷入意识形态对立，而是处于观望状态**。他们既非没有观点，只是不愿将其公开化、对抗化。在外人看来，中立派也许显得**“事不关己”，但实际上，这种态度很多时候出于现实考量：他们以学业就业为重，不想因为政治表态影响前程或人际关系。不过，中立并不等于没有立场，只是在激烈斗争中选择了隐蔽自己的立场。这部分人如果遇到合适的契机和安全的环境，未必不会倾向某一边。因此，中立立场可视为一种暂时的搁置**，其轨迹特征是**“环境复杂→刻意疏离→静观其变”**。
以上四类立场及其演变轨迹并非泾渭分明的，有些留学生可能横跨两种类别，或随着经历变化从一种立场转向另一种。然而，这种分类有助于理解群体内部的多样性和分化逻辑：爱国者由护国心切驱动，选择与祖国站在一起；批判者因价值理念使然，选择与体制划清界限；犬儒者因失望无奈避世，选择嘲讽却不行动；中立者因现实顾虑权衡，选择不表态不介入。明确了这些差异，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如何开展思想引导工作、弥合立场裂痕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工作策略建议
面对留学生群体内部这种错综复杂的立场分化，如何做好新时代的群众思想工作，争取最大限度团结他们，是一项具有挑战但迫切的课题。正如中央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所强调的，对出国留学人员要**“坚持广泛团结、热情服务、积极引导”**。这意味着我们既要旗帜鲜明地与极端敌对思想作斗争，又要最大程度地把广大留学生凝聚在人民的立场上。具体而言，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识别“可归队者”：首先要学会区分不同类型的思想倾向，找准真正需要争取的人群。大多数留学生，即便一时抱有不满情绪，内心深处仍对祖国有感情和认同，只是受到误导或一时想不通。这些人是“可归队者”，需要主动引导而非打压。识别时要看其言行是出于一时情绪、信息偏差，还是真正立场对立。如果一个留学生平时虽批评国内问题，但仍关心祖国发展、对外人有维护祖国尊严的下意识举动，那说明他并未与人民立场切割，只是希望祖国更好。这类人完全可以通过沟通重新团结过来。调研显示，不少留学生即使对国内腐败等现象有抱怨，但在和外国研究者交流时很快又会产生内疚，担心自己说祖国坏话是不是不妥，急于声明自己并非卖国。这种内心挣扎恰恰表明，他们骨子里还是站在民族立场，只是一时矛盾。对此，我们应主动伸出橄榄枝，给予他们表达困惑和诉求的机会，而不是简单扣帽子。具体策略可以是在留学生群体中发展可信任的思想引导师资或“知心前辈”，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私下里与那些发表过激言论的同学谈心，了解他们真实想法。往往你会发现，他们很多诉求并非与人民利益对立，只是对具体问题看法激烈。如果能引导他们看到国家改进的努力、了解更全面的信息，他们是愿意回归理性和爱国情感的。因此，要重视在留学生中物色和培养积极分子，由同龄人去影响和带动那些游离者，让更多人回到正能量轨道上来。
- 避免误伤潜在团结对象：思想斗争中一定要掌握分寸，防止把可以争取的人推到对立面去。“误伤”往往发生在缺乏耐心和策略的时候。如果不加分析地把所有批评声音都当成敌对势力，群起攻之，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伤了这些青年的心，使其更反感主流立场。正如有关政策指出的，我们在坚决打击极少数顽固敌对分子的同时，必须团结、教育、争取和挽救大多数。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方法对路，完全可以化解分歧。具体来说，在海外舆论环境中，我们对留学生的不当言论应尽量采用启发式的引导，而非简单粗暴地网上围攻、更不能上纲上线进行人格羞辱。要警惕某些爱国网民出于义愤对留学生批评者进行“人肉”“扣帽子”等过激行为。这种过度行为表面上出于爱国，其实很可能把人推向反面，造成本可避免的对立。例如前些年某留学生在毕业典礼上的不当言论引发轩然大波后，一些极端网民对其进行谩骂攻击，结果引发西方媒体炒作“中国网友网络暴力”，事件影响扩大，也彻底断绝了该学生认同祖国的心理纽带。这就是典型的误伤。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多一些包容和理性，给所谓“问题学生”一个改正和表达的空间，效果会好得多。群众工作要讲究策略：对于公开发表激烈反华言论、与境外敌对势力勾连的极少数人，依法予以驳斥和必要处理是必须的；但对于大多数只是在舆论场上发发牢骚、表达不满的留学生，应采取教育感化为主的态度。通过同侪的现身说法、老师家长的循循善诱，帮助他们认识偏颇之处。当他们感受到来自祖国的不是敌意而是关怀时，心结就容易解开。总之，避免误伤就是要把握好政策界限，坚持团结大多数、分化打击极少数的方针，在伸张原则的同时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同理心。
- 用引导性语言沟通，而非压制语气：沟通方式直接影响思想工作的成效。对于有不同立场的留学生，采取命令式、压制式的口吻往往适得其反。相反，以平等沟通、引导启发的语言，更容易让对方愿意倾听和交流。指导性语言意味着多讲道理、摆事实，少扣帽子、发命令。例如面对批评中国的学生，不要一上来就斥责对方“你不爱国”“你被洗脑”，而应先倾听他的观点，然后有针对性地提供他可能不了解的信息，以及耐心解释国家政策背后的考虑。在语气上，要让对方感觉我们是站在共同探寻真相的位置，而不是高高在上地训斥。只有当双方彼此视对方为善意、平等的沟通者时，才有可能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一个有用的技巧是善用**“讲故事”的方式**：与其生硬说教，不如多分享一些祖国发展变化的真实案例、我们自己思考转变的心路历程等，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在与倾向西化的学生交流时，可以承认中国确实存在一些不足，但同时介绍近年来国家在改革这些问题上的努力和进步，让他们看到希望；对于犬儒冷漠者，则可以多鼓励其关注那些为社会积极改变而努力的平凡人故事，重建其信心。避免使用过于意识形态化和对抗性的词汇，因为那会令对方更加防御。例如将对方直接归为某“分子”，就彻底堵死了沟通的可能性。相反，使用共情和理解的语言，如“我理解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疑问”，然后循循善诱地提供新的角度。这样的沟通策略有助于化解戒心。教育实践证明，在跨文化和政治敏感话题上，压制性的语气只会加深误解，而平和引导的沟通则可能找到交集。一个典型场景是在课堂讨论中，如果教授能够营造尊重的氛围，中国学生往往更愿意敞开心扉参与，对异见的接受度也会提高。同样，我们的思想工作者在和留学生交流时，应像朋友而非审判者，用诚恳的态度赢得信任。这不仅有利于纠正其认识偏差，也是在教他们如何以理性态度参与公共讨论。通过春风化雨般的语言引导，许多一度走偏的年轻人是完全可以被唤回理性的轨道的。
结语：争夺人心与凝聚共识的关键
综上所述，在海外留学生群体中出现的爱国、恨国、犬儒、中立等不同立场，是复杂环境和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立阵营的你死我活，更重要的是一场争夺人心、凝聚共识的工作。正如前文分析，很多看似走远的年轻人，并非不可挽回的“敌人”，而是在价值冲击中的迷失者。我们在开展思想引导时，应秉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以吸纳包容为主旋律。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当然要立场坚定、敢于斗争，但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认清是非、回到人民的立场上来，而不是将他们永远推开。意识形态斗争不仅在于旗帜鲜明地反击极端思潮，更体现于耐心细致地争取人心。面对留学生，我们既要有理直气壮的正面宣传，增强其民族自信，也要有春风化雨的情感沟通，消弭误解嫌隙。要善于通过他们能接受的方式阐明中国道路的合理性，让真理战胜谬误、让真实信息击破偏见。同时，也应虚心听取他们对国内问题的批评，正视存在的不足，以诚恳的态度回应关切，用实际变革赢得他们的信服。这种双向互动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信任与共识。
当今时代，中国正迈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广大留学生既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也是需要关注的思想群体。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连接着国内外两个舆论场，其立场走向对整个社会舆论生态都有影响。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些身在海外的年轻人凝聚起来。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只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思想工作策略，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我们完全可以重新赢回那些本该属于人民立场但一度走远的孩子们。正如统一战线所倡导的那样，只要广泛团结、热情服务、积极引导，使留学生群体感受到来自祖国的关怀与期待，他们中绝大多数都会选择站在人民和国家这一边，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最终要落脚到团结最大多数、共同奋斗上来。让我们以更大的耐心和智慧，去化解分歧、凝聚共识，画出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