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公共舆论场中阶级论述的互斥机制与政治沟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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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网络舆论场，阶级论述与个体奋斗叙事常常彼此冲突。一则日本社交媒体争论揭示：结构批判与个人经验并非对立，但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容易演变为“发言资格”与“代表性”的攻防。本文通过案例复盘，解析错位机制，并提出兼顾结构与经验、重建信任、优化话术的实战路径，为基层政治沟通提供可借鉴的操作范式。
关键词：结构性不公 · 个体经验 · 成功叙事 · 阶级叙事 · 群众工作
一、案例概述：阶级视角与个人奋斗叙事的碰撞
当代社交媒体常成为不同立场和话语交锋的舞台。日本网络空间近期出现的一起争论案例颇具代表性：在一场关于个人奋斗与社会结构的讨论中，两位网友发生激烈冲突。为保护隐私，我们称其中一方为A，另一方为B（案例来源经转译处理，已隐去具体身份）。
A和B的争论围绕“个人努力是否足以克服结构性障碍”展开。
B分享了自己幼年遭遇抛弃、凭努力完成高等教育的经历，意在告诉他人“尽管道路艰难，但有人走通了，这条路就存在”，鼓励身处困境者不要放弃希望。她强调自己从未认为成功是件容易事，只是相信“知道道路存在本身会提高实现目标的可能性”。
A则从阶级和结构视角出发，肯定B顽强奋斗的同时，提醒她必须正视社会结构的不公。他指出：“你的经历确实很了不起，在那么小的时候被迫自立还生存下来moment.rednet.cn。但是，如果你不承认结构性的艰难，你的故事就可能被那些局外人拿去当作‘人人只要努力就总能成功’的论据。”言下之意，A担心B的奋斗故事在公共舆论中被误用，强化一种缺乏现实支撑的虚假修辞——即个体成功可以掩盖结构不公moment.rednet.cn。
这一番话激起了B的强烈不满。她直接回击道：“会这么说的人，不就是想来封我的口吗？我当然知道不是谁都能轻易复制我的路，但正因为有人走通过，才证明道路存在。哪怕这条路很窄，很难走，只要有人证明过它的可能性，就值得告诉大家。何况我也清楚，我吃了许多本不该吃的苦。”
B的话透露出两个关键信息：其一，她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经历了结构性不公（“不该吃的苦”），但其二，她认为A的提醒是在剥夺她发声的资格，企图用“大结构”的理由来否定她传递希望的信息。
在情绪激动下，双方开始质疑彼此：B质疑A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外部人，以结构之名行噤声之实；
A则遗憾地表示“那真是令人难过的事……”，似乎对B的话感到失望。
最终，B愤懑地总结：“我真不明白他到底想干什么。如果我们不以‘吃苦永远不可能平等’为前提来行动，就会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人的能力千差万别，就算给大家提供同样的环境，也不会有相同的结果。在现实中，每个人总要做出自己的取舍，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变。”
至此，对话实际上已经中断，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以上案例生动展现了当代公共舆论场中阶级论述与个体经验的矛盾冲突：一方从结构不公平出发进行批判，另一方从自身奋斗经历出发强调希望。然而，两种论述仿佛沿着平行轨道前进，缺乏交汇点，最终导致对话破裂。下文将深入分析这一冲突背后隐藏的机制与困境，并探讨如何从对抗走向对话，为基层政治沟通提供实战指导。
二、阶级视角与个体经验的张力：结构与能动性的失衡
A与B之争首先体现为阶级视角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张力。A代表的“阶级论述”关注社会结构性压迫，强调阶层、制度对个人命运的影响；B则以自身“逆袭”经历为依据，聚焦个人能动性和奋斗价值。这两种视角都源自现实，也各有道理，但在话语实践中往往彼此排斥。正如本案例所示，结构视角下的批判和个体奋斗的叙事没有有效对接，反而互为消解。
从阶级视角看，B的成功故事属于极少数的“例外”，并不能代表大多数普通人的境遇。A担忧的正是这种幸存者偏差：极个别成功经历如果被过度宣扬，反而可能模糊阶级固有的不公，削弱公众对结构性问题的关注moment.rednet.cn。近年来，有研究者指出在当代社会，“读书改变命运”等个人奋斗论日渐成为缺乏现实支撑的空洞话语moment.rednet.cn。少数人的向上流动掩盖不了大多数底层群体上升困难的事实。当B坚信“只要有人做到过，就证明道路存在”时，A则提醒“道路虽有，但并非对所有人都平等敞开”。这种观点冲突背后，是对社会流动现实的不同感知：一方以自身经历证明社会仍有上升通道，另一方从总体数据和结构分析出发，看到阶层壁垒依旧森严。两种认知都各执一端，导致彼此难以认同。
反过来看，个体经验有其不可忽视的力量和真实性。B作为过来人，她的感受和信念具有强烈的道德说服力——这是任何宏大结构分析都无法轻易替代的。个人经验叙事以具体的人生故事为载体，往往更容易引发公众共情和情感共鸣。然而，这种叙事的局限在于：个人故事具有偶然性和特殊性，缺乏一般性。有时，一个人的成功更多地意味着多数人的失败，正所谓“凤毛麟角”的成就并不能复制到芸芸众生身上。如果上升为公共政策或社会观念指导，仅凭个例就推导“人人可行”，就会演变为对弱者的隐形苛责与道德绑架——这恰是A最忧虑的后果。对B而言，她未必真的认为人人都能复制自己的道路，但她倾向强调“一线希望”的意义，希望弱者保有奋斗的意志，不要在结构压力下彻底绝望。这种良好动机与结构批判的良好动机实际上并不矛盾：前者着眼于激发主观能动性，后者着眼于改善客观环境，二者本应相辅相成。然而，在实际沟通中，由于缺乏对彼此立场的理解和信任，双方把对方视作自己主张的威胁，导致各说各话。结构与能动这对社会分析中的经典二元，在这里未能平衡融合，反而走向对立。
综上，阶级视角与个体经验的矛盾在网络争论中会形成一种互斥机制：每当一方强调宏观结构，另一方就容易感觉自己的微观感受被忽视甚至否定；反之，每当个人经历被凸显，宏观派就担心结构问题被淡化。倘若沟通者不能意识到这对张力的存在并主动加以调和，对话就很容易陷入“拉锯战”，甚至上升为情绪冲突。
三、“发言资格”与“代表性”之争：对话缘何中断
深入解析该冲突会发现，对话的破裂不仅是观点不同，更源于话语权的争夺和意义的误读。具体表现为双方对“谁有资格发言、谁能代表谁”产生了分歧和抗拒。
首先，是关于发言资格的暗斗。
在阶级话语中，经常出现“没有经历过就没资格评论”的观点；而在个人叙事中，也存在“旁观者清”的反讽。然而，这类资格之争一旦浮出水面，往往令讨论偏离实质，陷入身份攻防。本案中，A虽未明说B“不配讲话”，但他提到“外野”（局外人）可能利用B的言论。B从中感受到一种被划界隔离的冒犯：仿佛A把她也视作“外野”之一，试图剥夺她为自己经历发声的权利。因此她愤怒地质疑A是“来封我嘴的人”。显然，A原意是善意提醒，但用词不当引发了B对发言权的焦虑。B自身正是弱势出身，对“被噤声”格外敏感，她迅速将A置于对立面，认为他没有资格教训自己。由此可见，如果沟通中稍有不慎触碰了对方的话语自主性，就容易演变为关于发言资格的争执。一旦产生“你不配说教我”的念头，交流氛围便急转直下，理性讨论让位于情绪反弹。
其次，是对于代表性问题的分歧。
A担忧B的案例会被当作普遍现象宣传，等于默认B能代表所有底层奋斗者，进而误导舆论。B则坚持自己的经历至少证明了“可能性”，她不认为自己要代表谁，只是作为例证去激励他人。这里的矛盾在于：A从宏观统计逻辑出发，认为B不过是小概率特例，不足以证明“大多数人也行”；B从主观体验和个案逻辑出发，认为特例本身对当事人就意味着100%的现实，她关注的是具体的人能够成功，而不是概率本身。这种思维差异导致双方都觉得对方在歪曲自己的意思：A觉得B在以偏概全地输出“成功学”，B觉得A在抹杀少数成功所蕴含的意义。当A试图让B意识到她“不具普遍代表性”时，B听起来却像是在说“你的故事没意义”“你不该讲你的故事”，难免火冒三丈。反之，B强调希望的价值，在A听来近似于“人人有机会上岸”的叙事，仿佛忽略了千千万万失败者的处境，也让A非常焦急。代表性之争实质是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理解差异：一个从集合属性看问题，一个从存在性角度看问题。如果缺乏中介疏通，这种分歧极易让讨论陷入僵局——正如本案中对话戛然而止，各说各话。
最后，还涉及对结构性批判本身意义的不同理解。
A坚持批判不公结构是为了推动改变，防止有害舆论滋长；B却认为结构批判过于理想化，“吃苦平等的日子永不会来”，与其空谈结构不如脚踏实地应对现实。她质疑A反复强调结构之恶到底有何用意——在她眼里，这种批判既不能直接改变自己的经历，也无法让所有人都得到公平机会，那么不停诉说是否只是发泄或指责？这一疑问击中了结构性批判在大众视角中的常见困境：宏大的批判如果缺乏可见的解决方案，往往会被实际承受苦难的人认为“没意义”“不务实”。A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没有向B阐明结构批判的目标（例如推动政策改进、避免错误认知扩散），导致B误解他只是站在道德高地指责或悲天悯人一番。双方对于“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沟通遂告中断。归根结底，这是信息框架差异：结构批判的语言和目的如果不被经历者理解，就会被视作空洞教条；而个人故事的意义如果不在更大脉络中讨论，就会被视作缺乏深度的“鸡汤”。二者缺乏解释与倾听，对话自然无法持续。
四、社交媒体中的信任缺失：当语言转化为攻击
A与B的冲突进一步反映出社交媒体语境下沟通信任机制的缺失。相比面对面的交流，线上文字对话更容易引发误解和情绪化反应。本案中，双方原本都怀抱一定善意——A关心公共叙事导向，B希望鼓舞弱者——但在社交媒体这个快节奏、陌生人居多的环境里，善意未及传达就被对方视作恶意，最终言语升级为相互攻击的态势。
首先，社交媒体缺乏信任基础。
A和B显然素不相识，他们对彼此的背景和立场缺少基本了解。在无信任背书的情况下，人们对陌生人的发言倾向于作最坏的揣测：A或许觉得B在宣传一种对弱者不公的成功学神话，因而语带警告；B则迅速将A归类为“试图噤声的人”，因为她无法确定A的真正动机。在零信任的土壤上，任何尖锐一点的言辞都可能被视作敌意的信号，从而触发防御心理和攻击回应。研究指出，当网民接触带有情绪倾向的内容时，往往要么共鸣强化，要么对立分歧，且情绪化信息传播速度远超理性讨论news.qq.com。缺乏线下人际关系的约束与缓冲，线上交流很容易走向情绪主导。这种环境下，“话语共情”往往缺位，彼此不愿（也没耐心）去体谅对方的难处和初心news.qq.com。
其次，社交媒体的公开性和围观压力也让对话更脆弱。
交流并非在私密空间进行，而是在围观群众的注视和即时反馈中展开。A和B的互动有可能吸引各自支持者点赞评论，无形中增加了彼此的心理压力。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在“代表”某种立场和群体发声时，言辞就更趋向强硬，妥协反而被视为软弱。B在回复A时就带着向围观者陈述的意味，她说“看一眼就明白了”——仿佛在号召旁观者评判A的动机不纯。A回应“这真是令人悲哀”某种程度也可能是在表达给第三方听，以表明自己立场。社交平台上的讨论容易演变为一场表演性争辩，各说各理给观众看，而不是诚恳地相互说服。在这种氛围下，理性对话的空间被压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攻击-防御模式：任何让步都会丧失话语权，因而双方都选择进攻来自证正当。久而久之，语言本身被用作武器而非连接纽带。
再次，算法和信息茧房可能强化了对立情绪。
尽管本案例中信息茧房作用不一定直接可见，但我们应认识到，社交媒体通常根据用户喜好推送内容，塑造出相对同质的圈层环境。在阶层与价值观高度同质的圈层中成长起来的人，往往对异质观点缺乏耐受力。一旦遇到“圈外”声音，就更容易立刻贴上标签、群起攻之。这种“情绪分层”现象背后，是现实社会矛盾在网络空间的投射news.qq.com。不同阶层、不同价值取向的人在网上相遇时，因为缺乏平日的互动了解，很容易因为立场不同而发生冲突news.qq.com。如果A和B各自圈子迥异，那么彼此语言中的微妙含义（比如A自认为的善意提醒、B自认为的积极鸡汤）在对方听来可能已被预设为某种“敌对立场”的典型话语，于是先入为主地起了戒心。这也是网络时代政治沟通的普遍困境之一：共识难以达成，因为人们在踏入讨论前已经身处不同的“语境泡泡”中，对同一句话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
信任的缺失还体现在缺乏沟通修复机制。
在线下，当双方发生误会，往往可以通过语气、表情、第三方调停等方式来消弭误解。然而线上文字既无表情语调，也少有人充当中立调解人。A和B短短几轮交锋后就各自愤然离场，没有任何机制促使他们停下来澄清意图、彼此道歉或释疑。在社交媒体上，时间轴的推移就是遗忘，新热点不断涌现，没有人会为了一场争论长时间追踪修复关系。这意味着，一旦沟通走偏，极少有“回头再来好好谈谈”的机会。A与B的争论最后停在了彼此心存芥蒂的节点，他们很可能再无后续交流——这既是个人的损失，也是公共讨论的损失。
总之，在社交媒体舆论场中，缺乏信任和共情的沟通极易异化为攻击战。news.qq.comnews.qq.com当彼此将对方视为对立阵营甚至敌人时，语言不再被当作传递信息、寻求理解的工具，而沦为打击对方的武器。这正是当代政治沟通面临的严峻挑战：如何在这样一个容易分化的空间里重建对话？
五、从对抗到对话：基层政治工作的启示与策略
上述案例暴露的冲突表面上发生在日本社交媒体，但其中折射的沟通难题却具有普遍意义。对于肩负公共沟通职责的一线宣传干部而言，这类“经验断裂型矛盾”并不陌生：基层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宏观政策导向与群众切身感受相互矛盾的情形。如果处理不当，极易激化干群矛盾或舆论对立。因此，从这起网络争论中汲取教训，总结从对抗走向重构对话的策略，具有现实指导价值。以下从沟通态度、语言模式和机制保障三方面，提出可操作的对策建议：
1. 培养“双重视角”，在立场碰撞中寻找共识。 宣传干部应当既具备宏观的阶级视角，又能设身处地理解个体经验。这要求沟通者在介入争论时先共情后分析：先承认个人感受的合理性，再引入结构性观点。例如，如果A能先赞赏B的奋斗并真诚感谢她分享经历，而非一上来就警告“你的言论可能被利用”，B的防备心就会降低许多。同样道理，面对基层群众的抱怨或“炫耀”式个人案例时，干部首先应表示理解与敬佩，然后再逐步探讨更大的背景。双重视角并非要模糊是非，而是要让对立的观点找到交汇点——比如承认个人努力可贵的同时，讨论如何减少不必要的苦难，让更多人有公平机会。共识往往蕴藏在“我们都有同样的目标”之中：不论是个人奋斗者还是结构批判者，其终极愿望都是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把这个共同目标提前亮出，双方才有意愿坐下来对话。
2. 避免“资格论”陷阱，营造平等对话氛围。 沟通过程中切忌诉诸对方的身份或资格，否则容易刺激对方自尊心，令讨论变味。宣传干部在回应群众时，不宜说“你不懂政策”或“你没经历过全局不知道轻重”，即使心里这么想也要换种说法。相反，应采取邀请式语言，如：“我很想听您作为亲历者怎么看这个问题”或者“也许我的视角不一样，您愿不愿意了解一下我的想法？” 这类表达一方面肯定了对方发言的权利和价值，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提供观点创造了机会。在案例中，A如果说：“你的故事很鼓舞人心，同时我也担心一些人会曲解它。我们一起来想想怎样避免这种误解，好吗？” 这样的语态便是平等商议而非居高临下质疑。对基层干部来说，让群众感觉被尊重、被平等对待，是沟通成功的前提。一旦平等氛围建立，很多尖锐问题都能在心平气和中讨论，彼此也更愿意听进去不同的声音。
3. 巧用“兼顾式”话术，整合个人故事与结构议题。 针对个人与结构的矛盾叙事，可以通过语言调整实现兼顾和平衡。例如，在回应像B这样强调个人奋斗的声音时，可以使用“是的，而且……”的句式：先充分肯定“是的，你的努力非常令人钦佩”，接着顺势提出“而且我们也要看到，有些障碍并非仅靠个人努力就能克服，需要社会来一起努力解决”。这种并列式表述避免了“但是”带来的转折对立感，用“而且”将两种视角自然衔接，表示二者可以共存。反之，当有人只强调结构不公、让个体感到被忽略时，也可以说：“是的，社会确有不公，而且正因为如此，你的坚强才更显可贵，你的诉求也更值得关注，我们既要改变大环境，也不能让当下每一个人掉队。”通过这种两头承接的表达，消解非此即彼的敌对，转为兼容并包的论调。一线宣传工作中经常需要这样的语言艺术：既不削弱群众的切身感受，又能把国家政策或社会视角融进去，让群众愿意听、听得懂。
4. 构建“信任账户”，厚植沟通情感资本。 信任的建立非一日之功，特别在社交媒体等公开场域，宣传者平时就应注重形象和口碑积累。这好比在群众心中开设“信任账户”，平时多存款，关键时刻才有透支余地。具体来说，基层干部要真诚地与群众互动，哪怕是在网上，也要展现出愿意倾听、乐于服务的姿态。比如定期发布回应群众关切的帖子，及时澄清谣言、答疑解惑；在评论区对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给出耐心细致的回复；对网友的质疑不删帖不封号，而是大方承认问题、解释原因或给出改进承诺。这些举动都是在为信任账户储蓄正向资产。一旦发生争论，已有的信任将使对方更愿意冷静听你解释，不会动辄揣测恶意。同时，建立可信赖的个人IP形象（例如专业权威又平易近人的“网评员”或“社区发言人”），可以有效缓和第一次交流的陌生感，让沟通从一开始就站在相对宽松的基调上。信任一旦形成，就如润滑剂，使得直率的结构批评也能被理解为善意，使得个人诉苦也不会被视为无理取闹。
5. 设置“沟通缓冲区”，引入多元主体共解矛盾。 面对复杂敏感的矛盾，基层治理者可以考虑搭建一些“半正式半民间”的沟通平台，作为社交媒体激烈碰撞的缓冲区。例如建立由社区领袖、专业社工、意见代表等参与的线上圆桌讨论群，邀请双方当事人在更小范围内深度交流。在这种相对私密的小圈子里，少了舆论压力和表演欲望，多了理性讨论的可能。此外，引入第三方调解也是有效策略。第三方可以是中立的专家学者、广受信任的社区人士，或者哪怕是一套匿名但规则透明的公共议题讨论机制。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能够帮助梳理议题要点、缓解敌对情绪、澄清误解，从而把失控的争论引回正轨。政府和媒体也可以合作开展一些**“对话重建”项目**，比如针对网上热点矛盾邀请当事双方录制对话节目、撰写联名文章等，让彼此有机会解释立场、表现诚意。这种机制化的尝试，正是为彼此重建信任和理解搭桥铺路。
6. 强化“共情训练”和沟通技巧学习。 宣传干部自身需要不断提高心理和技能储备，才能游刃有余地应对此类矛盾。一方面，应接受共情能力训练，学会换位思考，敏锐捕捉对方言语背后的情绪和需求。例如通过角色扮演演练，在模拟冲突场景中练习用对方视角看问题，久而久之，就能在真实对话中迅速判断什么话可能刺激对方、什么点是共同关切。另一方面，要学习现代网络沟通技巧，包括如何使用幽默化解紧张、如何借用网络流行语拉近距离、如何在140字的限制内把话说得有温度又有力度等等。当前不少高校和培训机构都有媒体素养、网络心理学方面的课程，基层单位也可以组织干部学习。沟通是门艺术，更是门科学，一线工作者不能止步于经验主义，而要主动吸收新知识新方法。只有练好内功，面对类似A与B的冲突时，才能不卑不亢、张弛有度地加以化解。
7. 注重跟进反馈，固化成功的沟通模式。 当一次潜在冲突通过努力成功转化为良性对话时，要及时总结经验并固化做法。宣传部门可以建立案例库，将典型的“从对抗到对话”实例记录下来，包括起初矛盾点、调解策略、各方反馈、最终结果等。在内部研讨时对这些案例进行复盘分析，找出可推广的“话术模板”或沟通流程。在外部宣传上，也可以对积极案例加以报道，塑造正面示范。例如某地干部如何化解村民网上抱怨拆迁的不满、某网评员如何说服激进网友冷静讨论等等。这些故事既是对干部的肯定激励，也是向公众传递善意沟通的信号。当正面范例多了，整个舆论生态也会逐渐向着理性平和的方向发展。而对于未能成功化解的冲突，也要分析原因，不断改进方法。耐心的反馈循环将帮助基层宣传工作者不断提升沟通实战水平，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对话重构模式。
结语：
本次分析透过A与B的网络争论，剖析了阶级论述与个体经验在当代舆论场中相互掣肘的深层原因。从中我们看到，观点的冲突往往并非简单的是非对错，而涉及话语权争夺、认知落差和信任欠缺等复合因素。这提醒从事政治传播与基层治理的工作者：要想有效引导舆论、化解矛盾，必须在沟通中平衡结构与个体、掌握平等共情的话语方式，并创造条件重建信任链接。唯有如此，才能将彼此对立的喊话转变为建设性的对话。正如有人所言，真正具有压迫性的从来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潜藏其中的社会结构关系moment.rednet.cn。同理，真正阻碍沟通的也往往不是哪个人的态度，而是我们尚未找到打破壁垒的路径与方法。相信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与策略优化，我们终能在公共舆论场中形成良性互动的新格局：让不同阶层、不同经验的人们也能彼此倾听、相互理解，共同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携手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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