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岛大米谈起——日本政府与东电的舆论操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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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9.0级地震，引发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释放出大量放射性物质。这场灾难不仅对日本环境和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也引发了全球对核安全、食品安全及政府公信力的持续关注。十余年过去，福岛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尤其是在食品安全和核污水排放问题上，日本政府的官方叙事与公众认知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

在这一背景下，福岛大米成为了政府塑造“福岛已恢复”形象的核心象征。政府检测数据显示，近年来福岛大米的放射性物质含量符合国家和国际安全标准，官员们甚至在公开场合食用，以示安全。然而，公众态度并未完全跟随官方话术而改变，部分消费者仍对福岛食品保持警惕，而国际社会的态度则更加分化。在科学上，食品检测的数据可以提供短期的安全结论，但核污染的长期影响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观察才能得出最终判断。面对这一事实，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TEPCO）采取了一系列公关策略和舆论操控手法，以试图主导福岛话题的叙事框架。

本研究将深入分析日本政府和东电如何通过信息管理、媒体引导、国际公关和历史话术，塑造福岛安全的形象，并探讨公众与国际社会为何对此产生质疑。我们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日本政府如何利用话术和信息披露策略，塑造“福岛食品安全”的官方叙事？
通过何种媒体公关和国际合作，日本政府试图让国内外公众接受这一结论？
公众和国际社会为何对官方说法保持疑虑，是否有事实支持这种不信任？
日本在核事故和环境公害历史上是否存在类似模式，如何影响当前福岛问题的处理？
未来，福岛的信任危机是否可能缓解，还是会成为长期存在的争议？

食品安全不仅关乎科学数据，更涉及政府公信力、国际关系和公众心理。福岛核事故的影响仍在持续，而信息管理与舆论操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仅影响着福岛的未来，也在塑造日本政府在全球核能议题上的形象。

“福岛大丈夫（没问题）”的迫切性

【图】日本复兴厅公布的针对福岛核事故影响的社会风评应对措施（节选）
via https://www.reconstruction.go.jp/topics/main-cat1/sub-cat1-4/fuhyou/20170721_02_kyoukasisin.pdf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TEPCO）在福岛核事故后的行为，呈现出一种急于向国内外断定“福岛没问题”的倾向。政府希望快速推动“福岛复兴”叙事，塑造福岛地区的安全形象，并通过经济、食品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化”来恢复公众信心。他们的核心信息围绕三个关键点展开：福岛食品是安全的（提供官方检测数据支持），福岛适合居住和发展（取消避难指令，鼓励居民回迁），核污染问题已得到控制（宣传去污工作成果，推动核污水“安全排放”）。

为了强化这一形象，政府推出“福岛品牌”食品，如福岛大米、福岛桃子等，并安排高官在公开场合食用，以示安全。同时，他们积极宣传福岛地区的复兴进展，鼓励投资与旅游，并通过与国际机构合作（如IAEA）获取技术认证，以提升国际认可度。然而，这种急切的公关攻势并未能完全消除公众的疑虑。

放射性污染的长期影响远比短期食品检测所能展现的复杂。铯-137（半衰期30年）和锶-90（半衰期29年）等放射性同位素仍然存在于环境中，可能通过水体、土壤和食物链对未来几代人产生影响。历史案例表明，核事故的后果通常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得到真正的评估。例如，切尔诺贝利事故过去40多年，部分地区仍无法恢复农业生产，儿童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依然偏高。相比之下，日本政府急于在短短十余年间宣称“福岛无害”，不仅缺乏科学谨慎性，反而加深了公众的不信任感。

这种“急于定调”不仅仅出于科学考量，更受到经济、政治和国际形象的多重压力。经济上，福岛核事故造成超过2000亿美元的损失，福岛农业、渔业和旅游业面临长期危机，政府需要尽快恢复经济活力。政治上，如果政府承认福岛问题仍需几十年监测，意味着当前无法提供确切答案，这可能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使民众对其管理能力产生怀疑。在国际层面，日本希望通过强化“科学数据”的宣传，使核污水排放计划获得全球认可，以减少贸易封锁和外交摩擦，特别是在中国、韩国等国对日本食品进口实施严格管控的背景下，政府更需要塑造“合理合法”的排放形象。

尽管政府不断强调“福岛没问题”，但公众的信任却难以恢复。2011年事故初期，东电和政府隐瞒堆芯熔毁等关键信息，导致信任危机爆发，即使后来公布详尽的检测数据，公众仍难以轻易接受。市场上的消费行为也反映了这一点，许多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仍然避开福岛产地，商家则通过产地标注来满足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政府可以控制信息流，但无法强行改变消费者的现实选择。公众的不信任不仅来自数据本身，更来自政府以往的隐瞒历史，使得“选择性信息披露”成为官方叙事的固有印象。

那么，东电和政府是如何对信息流进行操控的？“福岛没问题”的官方叙事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完成的？

信息操控手法分析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TEPCO）在福岛核事故后的信息管理中，采用了一系列策略来引导舆论，削弱公众对核污染的忧虑，同时维护政府和企业的信誉。这些策略包括选择性信息公开、官方话术与信息披露、术语操控、情绪引导与框架塑造，以及公关策略与国际背书，共同塑造了福岛“安全”的官方叙事框架。

选择性信息公开：只公布对自己有利的内容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TEPCO）在信息披露上采取了选择性公开的策略，即迅速发布有利信息，而对不利信息则尽可能弱化、拖延甚至回避。

在事故初期的关键信息上，政府和东电刻意隐瞒了堆芯熔毁的事实。尽管内部早已掌握反应堆严重损坏的证据，官方却在数月后才正式承认。用于预测放射性扩散的“SPEEDI”系统模拟结果，也被政府延迟近两周才公布。 (Communication in the Fukushima Crisis –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这一拖延导致部分居民因缺乏及时准确的信息，误入污染扩散路径，暴露在更高的辐射风险之下。 (Communication in the Fukushima Crisis –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这种信息封锁不仅严重影响了灾后应对，也使民众对政府信息透明度产生极大的质疑。

在食品安全管理上，政府同样采取了“先报喜，后爆雷”的策略。例如，在事故发生仅几个月后，福岛县便仓促宣布当地大米“安全”，试图快速恢复市场信心。但不久后检测结果显示，部分大米铯-137含量严重超标（每公斤超过630贝克勒尔），引发公众愤怒。民众普遍质疑此前政府层层检测的有效性，认为检测制度“形同虚设”，甚至怀疑政府是否故意隐瞒潜在污染风险。事发后，政府紧急下令停止该地区大米出货，但此举非但未能挽回信任，反而加剧了公众对食品监管体系的疑虑。 (日本福岛发现辐射大米民众怒称重重检查“形同虚设”) (日本福岛发现辐射大米民众怒称重重检查“形同虚设”)。

在信息归因和话术塑造上，日本政府的策略更加强调“功劳归己，责任模糊”。当面对福岛食品的积极检测结果时，官方强调“日本政府已采取措施，确保福岛食品的安全”，但极少提及独立检测机构或国际监管机构的作用。这种表述方式不仅强化了政府的主导地位，还让公众误以为安全保障完全依赖政府的努力，而非科学独立监督体系。同样，在国际认可方面，日本政府反复宣传“IAEA认可日本的核污水排放方案”，但事实上，IAEA的报告可能包含保留意见或限制性条件，而这些内容往往被政府刻意忽略，以塑造“国际社会全面支持日本方案”的假象。这种选择性披露策略，使政府在信息传播上始终占据主导权，而负面信息则被尽可能淡化或推迟公布。

对于不利问题的回应，政府和东电采取了回避、模糊和转移焦点的方式。例如，当被问及“福岛食品是否100%安全”时，他们不会直接回答“是”或“否”，而是使用“所有流通食品都符合国家安全标准”这样的说法。虽然从技术上来说这句话没有错误，但它巧妙地避开了长期低剂量放射性摄入可能带来的健康隐患。当被问及核污水排放对海洋生态的长期影响时，政府的回应则是“目前的科学评估显示影响可以忽略”，但这种说法忽略了“目前的评估”不代表未来不会有潜在风险。通过这种策略，政府可以在不撒谎的情况下回避公众的核心疑问，避免争议扩大。

在利用外部言论构建正面叙事方面，日本政府也采取了选择性附和和放大的方式。例如，当某些媒体报道“IAEA完全认可日本核污水排放方案”时，政府会大肆宣传这一点，而不会提及IAEA可能提出的任何附带条件或技术限制。同样，当部分国际学者指出“福岛食品的辐射水平比欧美某些地区的食品还低”时，政府会积极借此证明福岛食品的安全性，却回避这些地区放射性污染来源、食品种类和长期影响可能存在本质区别。这种有选择地引用外部言论的策略，使公众误以为国际社会普遍支持日本的立场，而忽视了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专家和机构。

官方话术与信息披露：模糊事实，降低风险认知

在福岛核事故初期，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TEPCO）采用了刻意淡化和模糊化的官方话术，以减轻公众恐慌并减少对政府及东电的追责。最典型的手法之一是回避关键术语。例如，在事故发生后的数个月里，官方刻意避免使用“堆芯融毁”（meltdown）一词，尽管东电内部早已掌握反应堆严重损坏的事实。事后调查显示，时任TEPCO高层甚至明确指示禁止在公开声明中使用“融毁”一词，最终导致公众直到几个月后才得知事故的真实严重性。 (TEPCO : TEPCO APOLOGIZES FOR PREVIOUS LEADERSHIP’S FAILURE TO ACKNOWLEDGE MELTDOWN DURING FUKUSHIMA ACCIDENT)。这一操作不仅延误了公众对核污染风险的正确认知，也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对政府信息透明度的质疑。

政府对健康风险的描述同样采取了模糊化和淡化策略。例如，在事故发生后，尽管监测数据已显示部分地区的辐射水平超过既定安全标准，但官方依然强调“暂无立即健康危害”或“无需过度担忧”。 (Communication in the Fukushima Crisis –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这种措辞虽然在技术上并非完全错误（因为短期内可能不会出现直接的健康症状），但却回避了长期暴露在低剂量辐射环境中的潜在影响。类似的言辞策略使得政府的信息传递始终保持在“安全可控”的基调上，而非如实告知公众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

同时，政府通过“灾害客观化”的方式，刻意将事故责任归因于自然灾害，以减轻东电在安全管理上的失职责任。在官方声明中，“福岛核事故是2011年地震和海啸造成的”成为核心叙述，政府和东电很少主动提及自身在危机管理中的失误。使用被动句也是他们弱化责任的策略之一，例如“事故发生后，放射性物质扩散到了环境中”，这样的表述没有明确责任主体，让核污染看起来像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而非东电安全管理不善导致的结果。此外，政府还倾向于采用集体责任框架，如在声明中强调“我们大家都在努力”，试图模糊东电和政府在事故中的各自角色，使公众难以明确追责。

这种官方话术操控的核心目的是塑造“可控危机”的叙事框架，让公众相信政府和东电正在有效管理福岛问题。然而，这种信息处理方式不仅未能真正缓解社会焦虑，反而因其刻意隐瞒、不透明、选择性披露的特征，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使得公众对其后续声明的可信度产生根本性怀疑。

日本官方在措辞上也精心设计，以引导舆论倾向。例如将储存的核电站污水称为“处理水”而非“核污染水”。政府和东电坚持使用“ALPS处理水”等表述，暗示这些水已净化达标，可以与核电正常运作产生的废水相提并论 (Global Times)。这种措辞的转变使得核污水排放问题从一个环境污染事件变成了一个技术管理问题，让公众的关注点从“排放是否危险”转移到“排放方式是否符合标准”。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试图降低“核污染”的负面联想，混淆污水与普通核电站冷却水的区别 (Global Times)。再如，在谈及事故影响时常用被动句（如“检测到……”“出现放射性物质……”，而非直接说明污染源自东电失误），以淡化责任主体。同样，在涉及食品安全时，官方话语强调“所有流通的食品都符合国家安全标准”，但刻意回避长期健康风险的问题。即便短期检测数据显示食品辐射水平符合标准，但政府并未对长期摄入低剂量放射性物质的潜在影响做出充分讨论，而是将所有担忧归为“谣言”或“风评被害”。在官方媒体报道中，“传言”“不实信息”等词也频繁出现，用以描述民间对核辐射危害的担忧，从而将质疑者定位为谣言制造或传播者。这些微妙的话语操控共同塑造了一个“风险可控、一切在掌握”的官方叙事框架。

类似地，在核污染水管理上，东电在2013年被揭露早已知道部分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但迟迟没有对公众公布。即便在后续的信息公开过程中，日本政府仍然习惯性地强调有利信息，例如在核污水排放问题上，大量引用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日本方案的认可，但极少提及IAEA的保留意见和国际上的反对声音。此外，在涉及福岛食品安全的报道中，政府更倾向于强调“检测合格率99.99%”，而不讨论消费者对福岛食品的信任程度。事实上，多项市场调查显示，尽管福岛食品在检测上达标，但相当一部分日本消费者仍然不愿意购买福岛县出产的食品，这一现实却很少在官方信息中得到体现。

情绪引导与框架塑造：“强行理解万岁？”

面对核事故后民众的不安，官方话语策略从侧重安抚心理到塑造经济叙事。早期政府将公众因辐射恐慌引发的焦虑视为主要问题，宣称“对辐射的恐惧比低剂量辐射本身危害更大”，把科普重心放在平复“放射线恐惧症”（radiophobia）上 (Food Safety and Fukushima | Rebuilding Trust After a Nuclear Disaster | FoodUnfolded)。这一时期官方反复强调理性认识风险，试图说服民众心理上放松警惕。随着时间推移，政府的话术转向经济角度，强调“风评被害”：即福岛农渔业者因谣言和过度恐惧而受害。官方话语将福岛农民和商家定位为“真正的受害者”，暗示不购买福岛产品的人不了解科学、也不体谅当地的艰难 (Food Safety and Fukushima | Rebuilding Trust After a Nuclear Disaster | FoodUnfolded)。通过将问题框定为经济复兴和同情受灾者，政府试图引导公众从支持福岛产业的角度看待核污染影响，而非仅关注自身安全。这种叙事转移将抵制福岛食品的人描绘为加害“受害者”群体，从而道德绑架式地引导舆论。

公关策略与国际背书：“IAEA？他们开价多少？”

日本政府深谙获取权威机构背书对舆论引导的重要性，积极寻求国际组织支持其安全声明。例如2013年联合国原子能机构（IAEA）评估认为日本对受污染食品的监控和应对措施是适当有效的，日本政府据此宣称福岛食品安全得到国际认可 (Fukushima Foods: Safe and Delicious /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 JapanGov –)。201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总干事赴日参加福岛食品品鉴活动，公开表示“看不出福岛食品安全有任何令人担忧的理由”，并赞扬日本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上“非常透明” (Fukushima Foods: Safe and Delicious /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 JapanGov –) (Fukushima Foods: Safe and Delicious /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 JapanGov –)。这些来自国际权威的正面评估被日本政府反复引用，以向国内外传达“第三方也证明福岛是安全的”这一信息。在核污水处理问题上，日本政府同样借助IAEA背书舆论。2023年IAEA发布报告支持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计划，日方将其视作重要筹码，对内对外宣称这一方案得到国际权威认可 (After 12 years, Japan still faces post-Fukushima food import curbs | Reuters)。通过国际机构站台，日本政府试图削弱公众和他国的疑虑，塑造其举措“科学、安全、透明”的正面形象。

日本政府和东电的这些语言策略，并非福岛核事故后的特例，而是他们在处理危机时的惯用手法。他们不会直接撒谎，而是通过调整措辞、主语选择和信息披露方式，使舆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他们不会主动澄清误解，尤其是在误解对他们有利的情况下，而是让公众自行得出对他们最有利的结论。通过这些手法，日本政府和东电成功塑造了一个“福岛安全”的官方叙事，使得核事故的负面影响在舆论场上被尽可能地削弱。他们深知，如果无法真正消除问题，那就努力消除公众对问题的感知，使得人们接受他们塑造的现实。

这种策略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降低社会不安和维持经济稳定，然而，这种策略也带来了长期的信任危机。政府在事故初期的信息隐瞒导致公众对其后续声明产生天然的不信任感，哪怕后期的信息披露更加透明，仍然难以消除早期操控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信息的选择性披露使得国内外对福岛问题的认知存在极大差异，尤其是在国际层面，日本政府强调的“科学证据”与部分国家和消费者的担忧之间形成了长期的认知落差。这种信任赤字不仅影响了福岛食品的市场接受度，也使得日本在国际核安全问题上的话语权受到一定挑战。

福岛大米的实际情况

放射性检测数据与安全性：福岛大米作为福岛农产品的代表，其安全性一直备受关注。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对福岛县出产的大米实施了极为严格的监控措施。从2012年起，福岛大米实行“全量全袋检查”，即每一袋出货大米都要通过检测，确保其放射性铯含量低于国家标准100 Bq/kg (复兴厅常见问题页面 – 可否告知最近实施的辐射检查结果。｜复兴厅福岛革新(Fukushima Updates))。在初期检测中确有少量大米放射性超标，例如2011年福岛市大波地区的新米检出每公斤630多贝克勒尔的铯-137，超过当时暂定标准，政府随即禁止该地区大米上市 (日本福岛发现辐射大米民众怒称重重检查“形同虚设”) (日本福岛发现辐射大米民众怒称重重检查“形同虚设”)。不过，随着受污染农田的弃耕和表层土壤去除等去污作业，大米受污染情况迅速改善。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福岛全县检测约1034万袋大米中，仅有71袋放射性超标，其余99.99%均在安全限值以内 (Lower Price of Fukushima Rice Shifts Demand to Commercial Sector | Nippon.com)。自2015年起连续数年所有福岛大米检出值都未曾超过国家辐射限量 (Lower Price of Fukushima Rice Shifts Demand to Commercial Sector | Nippon.com)。尤其近几年，绝大多数福岛大米的放射性物质含量甚至低于检测仪器的最低检出限（25 Bq/kg），也就是说测不出任何放射性铯 (Lower Price of Fukushima Rice Shifts Demand to Commercial Sector | Nippon.com)。这些数据从科学上表明，经过严格管控和环境治理，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福岛大米放射性水平与日本其他地区大米无异，安全性达标。

市场接受度与信任状况：尽管检测结果显示福岛大米在数年内持续达标，但消费者的信心恢复却较为缓慢复杂。事故初期日本民众对来自福岛的食品高度警惕，一度出现“谈福岛食品色变”的现象。2011年前后许多超市下架福岛县产大米，消费者倾向于避免购买，以致福岛大米一度滞销。为此，福岛县和中央政府不断宣传“检测合格才能上市”，并借助政治人物现身说法来重建信任。然而，日本民众的态度并非一朝扭转。即使到事故五六年后的2016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多次在媒体前试吃福岛产黄瓜、桃子、柿饼、鱼等，以展示他对福岛食品的信任，但许多日本消费者依然不买账，依旧对福岛食品持观望甚至拒绝态度 (核辐射爆表超预期，你还敢去日本吗？__财经头条)。有评论形容：“政府自己夸福岛食品安全没用，老百姓不那么好糊弄” (核辐射爆表超预期，你还敢去日本吗？__财经头条)。

为了消除顾虑，福岛大米价格曾经一度下调，以吸引餐饮业等价格敏感的买家。调查显示，核事故后福岛大米逐渐从家庭消费市场转向商业渠道：2015年前后，仅37.4%的福岛大米通过批发零售渠道销售（远低于事故前约75%的水平），而进入盒饭、料理加工等商业用途的比例上升到约37% (Lower Price of Fukushima Rice Shifts Demand to Commercial Sector | Nippon.com)。不少餐饮企业因为福岛米质优价廉，选择将其掺混于饭团、便当米饭中使用 (Lower Price of Fukushima Rice Shifts Demand to Commercial Sector | Nippon.com)。这一策略既消化了库存，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消费者对产地的敏感。然而，随着近年消费者信心略有回升、福岛米价格回升，这种“大米去向转移”现象有所缓解。

也有13.1%的受访者明确表示，除非别无选择，否则**不会购买**福岛产大米 via 图片来源 Nippon.com

针对消费者心态的变化，日本农林水产省在2017年进行了一次全国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福岛大米的看法两极分化 (Lower Price of Fukushima Rice Shifts Demand to Commercial Sector | Nippon.com)。约四分之一受访者表示即使价格相同或更高也愿意购买福岛大米，或已经经常购买 (Lower Price of Fukushima Rice Shifts Demand to Commercial Sector | Nippon.com)。这部分人对政府检测制度较有信心，或出于支援福岛的善意选择福岛米。然而也有13.1%的受访者明确表示，除非别无选择，否则不会购买福岛产大米 (Lower Price of Fukushima Rice Shifts Demand to Commercial Sector | Nippon.com)。这显示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对福岛食品的疑虑根深蒂固，不愿冒任何风险。其余多数消费者则处于中间态度，可能需要在价格优惠时才会考虑福岛米。这种谨慎心理使得福岛大米在日本国内零售市场的销量恢复缓慢——即使在核事故发生11年后的2022年，仍有报道指出日本国内消费者对福岛食品的安全性“存有疑虑和不信任”，福岛本地农产品销量上不去，大片农田因无人耕种而荒废 (日本“3·11”大地震及海啸11周年：核辐射依然笼罩福岛人民生活何去何从 – 中国日报网)。可见，在科学数据和消费者感受之间仍存在落差，福岛大米要彻底恢复昔日声誉仍需时间。

“福岛安全”象征角色：福岛大米在这场舆论攻防中被赋予了象征意义，成为检验“福岛是否安全”的标志性事物。日本政府有意将“大米全面合格”作为福岛地区环境净化成功的重要证明。例如，每年福岛新米上市时，官方都会高调宣布检测结果“零超标”并邀请媒体报道，用以向公众强调福岛的土地已经恢复适宜耕种 (复兴厅常见问题页面 – 可否告知最近实施的辐射检查结果。｜复兴厅福岛革新(Fukushima Updates))。福岛大米因此被塑造成福岛重建的名片：只要连主食米饭都安全了，外界就应相信福岛整体环境和农产品是安全的。政府官员甚至在国际场合也不忘宣传这一点，曾多次在展会上展示福岛米并提供品尝，以此争取海外消费者的信任。可以说，**福岛大米承载着“重塑福岛形象”**的政治任务。然而，这也使其成为舆论战的焦点：支持者以“一粒米的安全”来证明整个福岛的安全，批评者则往往抓住任何一例大米检测异常来质疑官方声称。比如2011年那次超标事件就被舆论无限放大，成为反证政府“麻痹大意”的典型案例。这种符号化现象使得围绕福岛大米的讨论已超出食品安全本身，而是上升为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大米之安危既是民生问题，更是认同政府信息可信度的风向标。

政府与媒体合作塑造“安全”形象

via https://www.ch.emb-japan.go.jp/files/100255681.pdf

日本政府在塑造“福岛安全”形象的过程中，不仅依赖话术操控和信息选择性披露，同时也运用了系统性的媒体宣传和公关策略。这些策略的核心目标是让国内外公众相信福岛食品和环境已经恢复正常，降低消费者对核污染的长期担忧，同时提升福岛品牌形象，推动地方经济复苏。政府的公关策略主要围绕高层官员的示范性行动、国际公关活动以及媒体议程设定展开，并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新闻报道、纪录片、广告等方式强化叙事，使公众逐步接受官方主导的信息框架。

高层代言与公开示范：

当地时间8月30日中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食用从福岛附近捕捞的海鲜。 via 新浪网

为了扭转公众对福岛产品的疑虑，日本政府和政界人士主动担任“宣传大使”，通过媒体向大众展示福岛的“安全形象”。一个经典策略是安排官员公开食用福岛食品，以身作则证明安全无虞 (Food Safety and Fukushima | Rebuilding Trust After a Nuclear Disaster | FoodUnfolded) (Food Safety and Fukushima | Rebuilding Trust After a Nuclear Disaster | FoodUnfolded)。早在事故发生当年，这种“秀吃”行为就已出现：2011年10月，一位日本前政务官园田康博在记者会上当众饮下经过净化处理的福岛核电站积水，以回应记者“既然安全就喝一口”的质疑 (Food Safety and Fukushima | Rebuilding Trust After a Nuclear Disaster | FoodUnfolded)。虽然他当时神色紧张，引发舆论褒贬不一，但此举成为政府努力挽回信心的标志事件。随后，更多官员和政治人物加入了公开试吃的行列——他们事先精心安排，在镜头前品尝福岛的水果、海产、大米制成的饭团等，并面带微笑给予好评 (Food Safety and Fukushima | Rebuilding Trust After a Nuclear Disaster | FoodUnfolded)。这种“舌尖上的公关”一方面避免了被动应对质疑的尴尬（如园田那样被现场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反复曝光在电视、报纸上，向全国传递出统一的信息：“看，我们天天吃福岛食品，真的很安全。” 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更是多次前往福岛视察时品尝当地特产，每次都成为媒体报道重点。在2023年核污水排海引发周边国家批评后，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亲自上阵，直播吃下福岛海产做成的生鱼片和米饭，以示对自家产品的信心。这些高层带头行动在日本国内媒体上得到大量正面报道，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连领导人都放心食用”的安全形象。

国际公关与形象输出：

via https://i.ifeng.com/c/8Sr2rwjl8VE | 凤凰新闻

日本政府深知国际舆论对福岛形象的重要影响，因而在海外积极开展公关，塑造“安全福岛”的国家形象。一个有趣的策略是在外交场合馈赠福岛食品。日本会在国际会议、使节晚宴上刻意提供福岛产清酒、水果或米饭菜肴给各国代表品尝 (Food Safety and Fukushima | Rebuilding Trust After a Nuclear Disaster | FoodUnfolded)。通过让外国政要“站台”背书，日方希望借助他国人士的客观立场来证明福岛食品的安全性——正如有分析指出的，日本政府明白国内听众可能怀疑自说自话的可信度，但**“外国人没有必要替日本粉饰太平”**，因此外国友人吃福岛食品更具说服力 (Food Safety and Fukushima | Rebuilding Trust After a Nuclear Disaster | FoodUnfolded)。201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总干事访问日本时公开试吃福岛食品，并称“看不出任何安全问题”，这一事件被日本政府大力宣传，并成为福岛食品安全叙事中的关键佐证。 (Fukushima Foods: Safe and Delicious /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 JapanGov –) (Fukushima Foods: Safe and Delicious /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 JapanGov –)。

via https://www.reconstruction.go.jp/topics/main-cat1/sub-cat1-4/fuhyou/20191101-12_nousui.pdf

又如东京申办2020年奥运会时，安倍政府在国际宣传中反复强调福岛食品安全，并承诺奥运村将使用福岛食材，以展示日本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此外，在日本主办的G7峰会等国际会议期间，东道主安排福岛食品入席，使外国领导人“被动站台”，从而间接增强其在全球市场的信誉（G7広島サミットで福島県産食材提供へ　内堀知事「復興の理解深めてもらう貴重な機会」）。这些外交层面的公关活动不仅帮助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场上争取支持，也在国内塑造了“福岛食品获得国际认可”的形象，从而影响日本民众的消费心理。

新闻报道与专题宣传：

日本政府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媒体，对福岛相关报道进行正面引导。政府部门和福岛县定期邀请国内外记者前往福岛进行采风活动，例如邀请记者参观核污水处理设施、检测实验室以及农业生产基地，并由专家和政府官员提供讲解。这些新闻报道往往集中展示严格的检测流程、检测数据的透明性，以及福岛农民、渔民如何努力恢复生计，以构建“政府监管严格、食品安全无忧、民众生活正常化”的叙事框架。主流媒体（如NHK、日本经济新闻等）也积极配合政府议程，报道福岛食品如何重返市场，如何在东京高端餐厅受到欢迎，以及如何出口至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涉福岛食品和环境问题的报道中，大多侧重介绍政府采取的安全措施和检测数据，以缓解观众读者的不安。例如NHK曾播出特别节目，详细展示福岛米检测流程、辐射监测仪器读数以及检测人员对镜头讲解安全标准。

这些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政府科普的延伸，有助于塑造“严谨把关、福岛食品可靠”的舆论氛围。这种正面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减少了公众的安全焦虑，但也因缺乏对消费者质疑的深入探讨而引发部分群体的不信任。

除了传统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还通过纪录片、广告等多种手段强化“福岛安全”的印象。例如，政府资助制作了一系列纪录片，讲述福岛居民如何克服核灾难、重建家园、恢复农业生产，强调他们的努力和食品安全管理的严格。这些影片往往在国内电视台播放，并通过社交媒体传播，试图打动观众，促使他们改变对福岛食品的看法。此外，政府在日本国内外的展览和美食节上推广福岛特产，以增加公众对福岛食品的接触和了解。例如，在法国、日本政府支持的一些食品展会上，特意安排福岛大米和清酒的品鉴活动，以吸引欧洲消费者，并在宣传资料中强调“经检测安全”。在旅日外国人中树立福岛美食的口碑，邀请知名美食博主实地品尝并分享体验，以打消海外消费者的疑虑。这些素材通过报纸专栏、电视纪录片和网络视频广泛传播，在国内外受众中树立起福岛地区逐步恢复正常、安全宜居的印象。这些策略不仅增强了福岛食品在国内外市场的接受度，也帮助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其福岛安全叙事。

议题设置与舆论引导：

政府还通过制定议题来引导外界解读福岛问题。例如，将2020年东京奥运定位为“复兴奥运”，把圣火传递起点设在福岛，意在向国内外宣示福岛已从灾难中走出（「復興五輪」というけれど…福島で聖火リレースタート、被災者の思い複雑）。在核污水排放议题上，日本也着力淡化负面解读，强调排放的是“经过处理达标的水”并邀请IAEA派团实地监督，以此要求国际社会给予理解支持（原発処理水の放出にお墨付き…IAEAは本当に「中立」か　日本は巨額の分担金、電力業界も人員派遣）。当周边出现质疑声音时，日本政府一方面公布大量监测数据和科研报告证明安全可靠，另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游说各国认同自己的做法。对于持反对立场的国家（如中韩），日本则强调IAEA的权威结论，批评对方的担忧“缺乏科学依据”，暗示其动机出于政治考虑而非食品安全本身（処理水海洋放出は「国際的な安全基準に合致」　IAEAが包括報告書を公表）。这种话语引导策略试图将支持日本排放等同于站在科学的一边，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争取道德和知识上的优势。

总体而言，日本政府善用政治人物影响力、媒体传播渠道和国际机构权威，多层次合作营造出福岛“环境无害、食品安全可靠”的形象工程。这种精心编织的舆论场为福岛灾后重建争取了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但也因痕迹过重而招致部分质疑者的反感。

公众与国际社会的反应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TEPCO）在福岛核事故后的信息管理和公关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福岛食品安全”的形象，但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并不完全符合政府的预期。国内消费者的信任恢复缓慢，市场接受度仍存在显著分化；国际社会则对福岛食品和核污染水排放的态度出现两极化，部分国家认可日本的检测数据，而另一些国家则对日方信息的透明度和长期风险保持高度怀疑。这种分化的态势表明，尽管日本政府在舆论战中投入了大量资源，信息操控的效果仍然受到现实市场和政治环境的制约。

日本国内公众态度：福岛核事故重创了日本民众对政府和核能机构的信任。事故调查报告直指此次灾难源于监管机构、业界和政府的“惯性共谋”，是人为灾难 (Food Safety and Fukushima | Rebuilding Trust After a Nuclear Disaster | FoodUnfolded)。这一结论公布后，日本公众对官方声明的质疑明显增加。许多民众意识到过去长期被灌输的“核能绝对安全神话”是不真实的，对于政府在事故中的信息透明度心存不满。在食品安全方面，日本消费者初期用“脚投票”表达不信任：不买产地可疑的食品、不饮用可能受污染的水。一时间市面上来自东北的食品销售骤降，全国兴起了一股产地标识热，人们购物时仔细查看是否产自福岛或周边县。民间也出现了自发的放射能测定所，一些家长募资购买简易测量仪，对超市食品和本地水源进行检测并将结果分享。这些行动反映出相当数量的日本人并不完全相信官方公布的指标，希望通过自主途径确认安全 (日本“3·11”大地震及海啸11周年：核辐射依然笼罩福岛人民生活何去何从 – 中国日报网)。

不过，随着政府强化检测和宣传，以及时间冲淡记忆，国内舆论也逐渐分化。一部分公众接受了政府“科学管理、安全可控”的叙事，对福岛食品的警惕性降低。特别是在福岛当地及周边县，为了支持灾区，不少民众自愿采购福岛农产品，“以消费助重建”。政府推出的“吃援福岛”运动得到了一定响应。这些群体对政府的信任有所恢复，认为只要检测合格就没问题。然而，仍有不少日本民众持保留态度。一些人公开表示并非不同情福岛，但“理智上过不去这一关”，担心低剂量辐射长期累积风险，哪怕概率小也不愿冒险 (日本“3·11”大地震及海啸11周年丨核辐射依然笼罩福岛人民生活何去何从)。特别是有幼儿的家庭，往往对食品产地格外谨慎。这种谨慎并未因官方背书而立即消失。如前所述的调查，大约一成以上日本消费者明确拒买福岛食品 (Lower Price of Fukushima Rice Shifts Demand to Commercial Sector | Nippon.com)。他们的态度也影响着企业：某些食品厂商在产品原料选择上依然避开福岛产地，以免影响销售。这表明，在日本国内，“信政府”与“信自己判断”之间仍存在显著分野。

福岛核事故还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更广泛的反核情绪，影响了政府的能源政策。事故发生后，日本国内的反核运动空前高涨，东京等大城市爆发了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核示威，要求政府逐步淘汰核能。尽管日本政府在随后的几年中调整了能源战略，一度宣布“零核电”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政府的政策又有所回摆，重新推动核电站的重启。这种政策摇摆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政府在核问题上的公信力危机，尤其是福岛核污水排放计划的实施，使得反核情绪再次升温。许多环保组织和民间团体批评政府的决策缺乏充分的透明度，并质疑长期核污染风险是否真的可以被完全控制。

国际社会立场：福岛核事故及其后续影响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各国反应不一，既有出于科学评估的考量，也有夹杂政治和公众情绪的因素。

via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1-04-14/doc-ikmyaawa9633267.shtml

东亚邻国中，中国和韩国对福岛相关问题反应最为强烈。中国在事故后立即禁止福岛等周边10个都县的食品进口，并持续迄今 (After 12 years, Japan still faces post-Fukushima food import curbs | Reuters)。尤其针对日本决定排放福岛核处理水入海，中国官方和媒体进行了猛烈抨击，指责日方“将全世界当垃圾场”，并在2023年8月日本启动排海后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中国政府强调日本提供的数据不充分，无法令人信服排海的长期安全。中国国内民意对日本此举也极为反感，社交媒体上掀起抵制日货、抵制赴日旅行的浪潮。一些中国媒体借机批评日本“粉饰太平”“操弄舆论”，中日两国就福岛排污问题陷入激烈的舆论战 (GT investigates: How many dirty tricks Japan plays to whitewash its poisonous dumping plan? – Global Times)。日本则回击称中方做法“政治化”“不科学”，指出IAEA已证明安全性。这种对立使得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对福岛食品和相关产品维持严格限制。

2023 年 8 月 24 日，韩国首尔，韩国抗议者参加集会，反对日本政府将受损的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放射性废水排入太平洋。via 图片来源

韩国与日本一海之隔，国民对福岛核事故也一直高度关注。韩国政府最初立即禁止福岛及周边水产品进口，并扩展到部分农产品 (After 12 years, Japan still faces post-Fukushima food import curbs | Reuters)。多年来韩国民间持续有反对日本核污水排放的抗议，渔业团体尤为担忧海洋受污染。2018年，韩国将日本福岛等8县水产进口禁令诉诸WTO并最终胜诉，得以继续维持禁令。2021年日本公布排海计划后，韩国舆论一片哗然，民调显示多数韩国民众反对日本此举。然而2023年韩国新政府在权衡外交关系后，对IAEA报告表示尊重，没有强烈反对日本排放决定。这一立场转变在韩国国内引发争议，许多民众依然不信任日本的数据，纷纷抢购食盐、囤积海鲜以防万一。韩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期间甚至自己携带食材、另设厨房，以避免食用奥运村提供的福岛食品，此举曾令日方不满 (South Korea opts out of Tokyo Olympics food program, causing uproar) (Controversy rises over Korean Olympic team avoiding Fukushima …)。可见韩国社会对福岛食品安全的疑虑依旧很深，韩政府官员也多次表态除非韩国公众忧虑消除，否则不会解除对相关日食品的进口禁令 (After 12 years, Japan still faces post-Fukushima food import curbs | Reuters)。

台湾省网红为福岛美食“点赞” v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lwLE9bEDtQ | 华视新闻（中国台湾省）

相比之下，欧美及其他地区总体对日本的信任度更高一些。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在内的40多个国家在近年来已先后解除了对日本食品的特别限制措施，认为经过十多年的严格监测，日本出口食品的放射性水平可靠 (After 12 years, Japan still faces post-Fukushima food import curbs | Reuters)。这些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如美国FDA）多次检测进口的日本食品，未发现异常放射性污染 (Where can I find the most current information about Fukushima and …)。欧盟在2022年基本取消了福岛事故后对日本食品的额外管制，仅保留极少数品类需要附带日方出具的检验证明。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台湾省于2022年解除了对福岛等地食品的长期禁令（保留部分高风险野生品仍禁），这被视为中国台湾省方面对日本检测监管能力的认可，但也在岛内引发一些争议(抗议放宽辐射食品·斥蔡英文媚日卖台—星洲网)。东南亚诸国和印度、中东等日本食品出口市场，大多遵循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评估结论，认为只要日本方面检验合格，这些食品就是可接受的。因此这些国家/地区对福岛食品并无特别禁令，甚至主动进口一些福岛特色农产品来表示支持。

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场上采取了积极的公关策略，以争取全球对福岛食品和核污水排放的认可。通过国际外交手段，日本成功获得了IAEA等权威机构的背书，并在多边会议上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然而，面对中国、韩国等国的强烈抵制，日本政府则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一方面强调“科学数据”来回应批评，另一方面指责反对声浪出于政治动机，而非科学考量。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维持了部分认可，但并未能完全化解邻国的质疑。

总体来看，国际社会对福岛食品及核污水问题的反应呈现两极：一端是中俄等持怀疑和反对态度，坚持更长时间的观望和更严格的限制 (俄罗斯限制日本水产品进口 ——日经中文网)；另一端是欧美及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相信日本提供的科学数据和IAEA等机构的背书，恢复了正常贸易往来 (After 12 years, Japan still faces post-Fukushima food import curbs | Reuters)。这种分化既有科学评估标准上的差异，也裹挟着地缘政治因素。在这一背景下，信息操控和公关策略固然能短期影响舆论，但真正的信任恢复，仍然取决于时间、透明度和政府是否愿意接受更严格的国际监督。

历史案例对比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TEPCO）在福岛核事故后采用的舆论操控策略，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日本在处理核事故、环境污染和企业丑闻方面长期以来的一种惯性模式。通过对比过去的类似事件，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政府在危机公关方面的策略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尤其在信息管理、公众引导和责任规避等方面，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历史经验表明，这种短期的舆论操控或许能够缓解一时的社会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往往会加剧公众的不信任，使得政府和企业的信誉难以恢复。这一点在福岛核事故的处理中同样得到了印证。

日本政府在核事故和环境污染问题上的信息操控历史，可以追溯到多起重大事件。其中，1995年的文殊堆钠泄漏事故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当时，位于福井县的文殊原型快中子反应堆发生了钠泄漏事故，导致部分设备受损。事故发生后，运营方日本动燃事业团（PNC）不仅隐瞒了事故的具体规模，还对外公布了一段经过剪辑的视频，删除了显示泄漏严重程度的关键影像。事件曝光后，公众对政府和核工业界的信任严重受损，最终导致运营机构重组，并促使政府在核监管方面加强透明度。然而，从福岛核事故初期政府和东电对事故严重程度的隐瞒来看，日本并未从文殊事件中真正吸取教训，信息操控的模式仍然在延续。

核领域的前例：早在1995年，日本原型快中子炉“文殊”发生钠泄漏起火事故。当时运营方动燃事业团试图隐瞒事故规模，对事故录像动手脚，删减了显示严重泄漏的片段后才对外发布 (Japanese fast breeder reactor Monju restarted after 14-year shutdown)。这一篡改行为后来被曝光，舆论哗然，直接导致有关负责人引咎自杀。“文殊事件”暴露了日本核业界隐瞒丑闻以维护形象的倾向。

东电自身的历史也充满了类似的信息操控丑闻。早在1977年至2002年间，东电便因篡改199次核电站定期检查数据而被揭发。这些数据涉及核电站设备老化、裂缝和辐射泄漏风险，东电为了避免被政府勒令停运，选择隐瞒问题，甚至伪造安全报告。这一丑闻被曝光后，东电的信誉一度跌入谷底，导致其多座核电机组被迫停运。然而，即便经历了这次公信力危机，东电在福岛核事故后仍然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例如，在2011年3月事故发生初期，东电内部的工程师很快就意识到堆芯熔毁的可能性，但该公司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仍坚持向公众传达“没有发现堆芯熔毁的证据”的信息，直到事态无法掩盖才被迫承认。这种信息管理方式不仅损害了公众信任，也直接导致福岛居民在事故发生初期未能获得充分的信息来进行有效避难。

同样地，东京电力公司在福岛事故前就劣迹累累。调查发现，1977年至2002年间，东电在旗下多座核电站的199次定期检查中篡改数据、隐瞒安全隐患 (核污水背后的东京电力：隐瞒成性带来的信任危机-虎嗅网)。这些黑历史在2002年公之于众后，一度迫使东电全部核电机组停运接受审查，严重破坏了公众对其诚信的信心。福岛事故后，东电依然延续隐瞒成性的问题：2013年福岛核电站地下水高浓度核污染泄漏入海，东电起初隐而不报，直到媒体调查揭发才承认事实，事后辩称是因担心公布会“影响当地渔业声誉” (核污水背后的东京电力：隐瞒成性带来的信任危机-虎嗅网)。再如2019年ALPS处理设备的滤网破损，东电直到两年后才在另一次事故调查中提及此前也发生过同样问题但未上报 (核污水背后的东京电力：隐瞒成性带来的信任危机-虎嗅网)。这种一再被抓包的行为让日本公众和国际社会对东电形成了“隐瞒体质”的固有印象 (核污水背后的东京电力：隐瞒成性带来的信任危机-虎嗅网)。每当东电发表安全声明时，往往伴随巨大的质疑声，因为历史证明其公关话术常与真相不符。

类似的信息隐瞒策略也曾出现在日本的环境污染事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水俣病事件。20世纪50年代，日本熊本县水俣市的居民陆续出现不明原因的神经系统疾病，后来被确认为因工业排放的甲基汞污染导致的公害病。尽管最早的病例在1956年便已被发现，但由于污染企业千代田化工公司和地方政府的长期隐瞒，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政府才正式承认水俣病是由企业排放的有毒物质导致的。这个过程中，政府不仅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污染，反而站在企业一方，试图淡化问题的严重性，并指责部分患者“夸大症状”。这一策略与日本政府在福岛食品安全问题上的操作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公众对福岛食品的安全性提出质疑时，政府往往将批评者定义为“散播不实信息”，而不是承认长期低剂量核污染的潜在风险。水俣病事件最终导致日本政府在全球公害治理问题上信誉受损，而福岛问题若处理不当，也可能在国际核安全问题上带来类似的负面影响。

环境公害的前例：除核事故外，日本在环境污染事件上也有信息操控前科。著名的水俣病事件（1950s-60s）中，排污企业最初否认责任，地方政府和相关国家机关对汞中毒真相讳莫如深，迟迟不公布调查结果，任由更多居民摄入受污染鱼贝 (The 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 A First Step toward …)。直到证据确凿多年后，当局才正式承认工厂废汞导致公害。这种对企业有利的隐瞒延误，加剧了公众健康损害，也重创了政府公信力。同类的还有富山痛痛病事件、四日市哮喘事件等，日本政府往往在早期选择与企业站在一起淡化污染影响，而不是及时透明地警示公众。这种处理模式被批评是对经济利益的偏袒，牺牲了民众知情权。

上述历史案例表明，日本政府和企业在重大环境与核风险事件中，出于维护自身形象和利益，曾多次采取舆论操控和信息管理策略，如延迟公布、降低标准、淡化措辞、转移议题等。这些策略短期或许减轻了一时的社会恐慌和责任压力，但长期看往往透支了信用。福岛事故发生时，正是由于公众记忆中尚存对往昔隐瞒事件的不满，官方的任何话术都会受到额外审视。这逼使日本政府在福岛事件后期不得不加大透明度，如公布海量监测数据、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国会事故调查委员会）发表独立报告等，希望通过“开放”来重建可信度 (Food Safety and Fukushima | Rebuilding Trust After a Nuclear Disaster | FoodUnfolded)。同时，东电也在国际压力下成立了核安全监查委员会、引入外部专家监督，以表明“与过去隐瞒体质决裂” (TEPCO : TEPCO APOLOGIZES FOR PREVIOUS LEADERSHIP’S FAILURE TO ACKNOWLEDGE MELTDOWN DURING FUKUSHIMA ACCIDENT)。

历史经验还影响着各国对福岛问题的反应程度。比如俄罗斯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前期瞒报使得周边国家至今对核事故信息敏感；日本自身的前科则导致邻国更不轻易相信日方单方面说辞。可以说，过去的舆论操控遗产成为当前信任赤字的根源之一。

结论：福岛的未来，公信力的考验

综上，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在福岛核事故中的舆论操控有一整套组合拳，从话术修饰、信息筛选，到情绪引导、借力权威，手段多样且有迹可循。这些策略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事故带来的社会冲击，为福岛地区经济复苏争取了时间和空间。但频繁的公关操作也引发外界对其真实性的警惕，尤其在曾有过信息封锁和隐瞒教训的背景下，部分公众和国家对日本官方声明保持保留态度。福岛大米等具体议题更成为双方拉锯的阵地：日方极力塑造其“全球最严检测，绝对安全”的形象，而质疑者则紧盯任何细节误差以批评其粉饰。

日本政府和东电在福岛核事故问题上的行为，确实表现出一种急于断定“福岛没问题”的倾向，而这实际上是一个需要跨越几代人才能得出最终结论的长期问题。从科学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核污染的影响是长期的，短短十几年根本不可能完全得出结论。公众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历史已经证明，类似的核事故（如切尔诺贝利）在几十年后仍然会带来持续的健康和生态影响。日本政府现在急于定调“福岛没问题”，无论是出于国内经济考虑，还是国际外交需要，都是一种短视行为。这种急切的态度反而加剧了不信任，让人觉得他们“心虚”或者“试图掩盖某些东西”。

真正科学的态度应该是：